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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議題

　　我們截至目前的討論很清楚地顯示出，沒有無意義的疾患，也沒有不值得活的生命；然而我們的觀念、個人的欲望和理解事情的能力，卻可能阻礙我們適當地提問或是回答有關疾患或殘疾意義的問題。

　　幾乎沒有任何議題像“善行”的議題一樣，引導我們如此深入地和天命連結。“倫理”這個字源自希臘文，其意為好規矩和好行為的教義。在這方面，科學的討論，特別是在醫學的領域，近幾十年來也面臨了日漸增多的困難。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在德國，因為被納粹統治的經驗仍然活生生地存留在人們心中，當時無論任何型態的安樂死都被立法禁止。現在這個情形看起來已經改變了，而且不只是在德國。全世界的人們都提出科學、法律和經濟的理由，來質疑無法治愈的疾患、失能障礙及長期的老年癡呆癥是否有任何的意義或目的。但是某些和天命相關的重要問題也同時被提及。例如，對未出世的孩子、母親本身及施行墮胎手術的醫師來說，終止懷孕的意義為何？腦死、捐贈或是接受器官移植對于人的身心靈有何意涵？一個人去世時周遭的環境又如何影響他死后的生命？老年癡呆癥如果不完全從物質的觀點來看時，又有什么含義呢？

　　一旦我們擴大看待人類生命的觀點，納入對人身心靈的考量，并延展到生前和死后，倫理問題就會被轉化成對于自我天命和他人天命的個人責任問題。個人行動的動機就會成為焦點。畢竟，動機決定了一個行動的品質。支持或反對某種特定的疫苗接種、特定療法、安樂死，或是中止妊娠的真正原因為何？在其中運作的是何種個人、專業，或是和健康相關的動機？任何認真考量人類心靈層面的倫理體系，絕不會只詢問行為本身，而沒有詢問導致此行為的動機及這個施行者和后果之間的關系。除了洞察力和理解力之外，深度的恐懼、關切、憤怒、愛、信任和希望，都形塑了倫理現實，并影響一個行動的品質。而這些行動的后果卻又構成了兒童與成人的命運。

　　舉例來說，因為擔心孩子得腦炎而讓孩子接種麻疹疫苗的父母，必須知道其他的感染也會導致腦炎(注1)。此案例的明顯議題是如何盡我們最大的能力來支持這個孩子、如何發展出對孩子天命的信心，并嘗試協助他找到進入自己身體和生命的方法。我們做決定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的想法和感覺應該是如何強化這個孩子的存在經驗及其健康狀態。然而每一個決定可能同時有正面和負面的后果。事實上沒有任何決定是“完全只有好處的”。舉例來說，如果我讓孩子接種麻疹疫苗是希望避免可能的傷害，我的動機聽起來當然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來說，讓他接種的同時，我也剝奪了他一個可以盡己之力克服這個疾患的機會，一個能產生較永久的免疫力和使身心靈磨合得更好的機會(請參閱8.1“兒童期疾患的目的是什么？”)。在每個決定中，有一大部分是取決于我們如何與后果共處。我們能堅定支持我們行動中正向的后果，并對抗任何負面的后果到什么程度？

　　從這個角度來看，倫理準則要從既有的價值和規范中得到指引，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了。這是從規范倫理轉化成個人倫理的過程。撇開法律層面來說，我們對每一個行動永遠都必須做個別的判斷，而且個人也必須為此決定負責。即便是安樂死在某些情況下被視為合法的荷蘭，醫師、病人和相關的親屬，都必須承擔他們行為的后果并為之負責，因為他們是采取行動的人。器官移植的合法化也是一樣的，即使當腦死是器官摘除的合法準則，這位捐贈者、受贈者和施行手術的醫師，在天命關系上是連結的，這種合作的關系應該慎重而負責地進入。

　　舉例來說，我們的一個小病人讓我們留下了鮮明的記憶：一個患了多囊性腎病的11歲女病童，從她的同卵雙胞胎姐妹那里得到一個移植的腎臟。要是沒有這個移植，她只能再存活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當然，活體器官捐贈比垂死者器官捐贈，情況會更透明化。然而就垂死者器官捐贈的情況而言，我們每一個人，身為潛在捐贈或潛在接收器官的人，很有必要認真地進入意識層面去了解捐贈者的死亡和受贈者延長生命的過程和情況。對于任何一個已經從個人天命角度仔細衡量過緣由，而即將成為捐贈者或受贈者的人，在承擔自己的決定后果時，將和醫師或立法者決定議題時的狀況截然不同。在個人倫理的層面，判斷任何行動的倫理正當性之決定要件，永遠是取決于這個行動是否會提升或阻礙人類的價值和發展。這個判斷永遠必須留給個人來做決定。特別是可能成為捐贈者和受贈者的人，更必須在事前想清楚這些議題，才能盡可能作出自由和負責任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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