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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長期以來，兒童用藥都是比照成人用量“酌量減半”，但按成人“縮小版”給兒童用藥，被一些醫學專家認為極不科學。

　　在兒童用藥有些“盲目”的大背景下，諸多藥品因不良反應及使用不當，使每年至少3萬兒童致聾。同時，在藥品研發環節中，兒童藥的研發明顯是弱項，并且缺乏臨床試驗者。

　　由此，現實中，孩子們在某種程度上不知不覺充當著藥物試驗品的角色，傷害變得不可避免。

　　這背后究竟是何原因？記者進行了調查。

　　現象

　　兒童服用成人藥，小病成大病

　　6歲孩子拉肚子，服下4粒諾氟沙星后昏睡不醒，四肢發抖

　　鄭州市民陳氏夫婦極少帶孩子去看醫生，今年元旦這天，他們不得不把6歲的兒子送往醫院。三天前孩子拉肚子，吃了兩粒諾氟沙星，效果不明顯，很快又加了兩粒。隨后，孩子開始不吃不喝，昏睡不醒，除了四肢老是發抖以外，身上還長滿小紅點。

　　一系列問診和化驗后，陳氏夫婦意外得知：孩子是藥物中毒，因過量服用諾氟沙星而出現四肢震顫，傷及中樞神經，腎臟也有傷害。

　　在鄭州人民醫院兒科醫生呼景龍看來，拿成人藥隨便給孩子吃的父母并不少見。他此前就接診了一個因感冒吃了兩粒新康泰克后出現不良反應的7歲病兒。

　　呼醫生說，新康泰克能收縮上呼吸道毛細血管，還能興奮中樞神經，是治療成人感冒的常用藥，幾乎不給兒童用，即便用也不能如此大劑量。

　　現實中，不適合兒童卻被用于兒童治病的藥遠不止這些，忽視劑量，擅自給孩子“下藥”的也遠不止陳氏夫婦。

　　省會多家醫院兒科給記者的反饋信息顯示，兒童肝、腎等臟器發育不完善，解毒排泄功能弱，容易使藥物在體內蓄積，引發不良反應，小病用藥不當導致大病就醫的孩子幾乎天天都有。

　　調查

　　“誤服”背后，是幾無專用藥可服

　　記者走訪多家藥店和醫院，發現兒童專用藥所占比例極低

　　為何會出現這種“不當”現象呢？業內人士認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兒童專用藥太少。

　　記者走訪鄭州多家藥店，發現兒童專用藥所占比例極低，西藥中，兒童藥多是頭孢顆粒等常規藥，中藥只有感冒顆粒、兒童咽痛顆粒等沖劑。

　　在我省一家頂級兒童專科醫院，其兒童藥品種類已算齊備，但仍感專用藥少、劑型缺。一種常用升血小板的兒童藥，劑型只有膠囊。還有一種治療心功能不全的藥物，其藥理作用和毒性作用幾乎等同，用量極其嚴格，患兒每次只能用二十分之一，因為沒有兒童劑型，只得將片劑研成粉末分成20等份。而免疫抑制劑、腫瘤用藥等幾乎沒有兒童版。

　　在我省一家三甲醫院藥房內，記者發現并無成人藥與兒童藥之分。兒童處方藥所占比重不足3%，90%以上藥品沒有兒童劑型，現存兒童版藥品主要是進口藥和合資藥。

　　該院藥劑科主任說，針劑類藥物可選擇的包裝劑型較以往多了點，頭孢西丁和阿奇霉素分別有了三四種小劑型，但這種小包裝目的是減少浪費，而非專供兒童。

　　資料顯示，我國4696家醫藥企業可以生產化學原料藥1500種，化學藥品制劑34個劑型、近4000種藥品制劑中，供兒童專用的不足60種(含中成藥)。

　　延伸

　　“酌量減半”用法被指極不科學

　　兒科疾病的藥物治療比成人復雜得多，不能簡單地將成人藥“打折”使用

　　很多藥品說明書沒有兒童用藥劑量規定，或以“酌量減半”或“減量”標注，更多的只有一句話：兒童應在醫師指導下用藥。

　　多家醫院兒科醫生認為，所謂“指導”是依據孩子體重和體表面積減量，而如何減量，則靠醫生臨床經驗和兒童胖瘦不同進行換算。

　　此種按成人藥計算兒童劑量的做法，受到我省著名兒科專家、鄭大一附院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盛光耀教授質疑。

　　盛教授把兒童分為六期：從出生至28天為新生兒期；28天至1歲為嬰兒期；1歲至3歲是幼兒期；學齡前期從3歲到6歲；6歲至12歲是學齡期，12歲到18歲是青春期。

　　在盛教授看來，不同時期孩子對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能力都不同，絕不能單單按體重、年齡或體表面積來換算，兒科疾病的藥物治療比成人要復雜得多，應根據不同時期孩子特點和具體病情確定治療方案。

　　衛生部合理用藥監測專家組成員、藥學專家孫忠實受訪時也表示，兒童肝、腎的解毒和排泄以及血腦屏障功能均不成熟，對許多藥物的代謝、排泄和耐受性差，按成人“縮小版”給兒童用藥極不科學。

　　死于不良用藥者1/3是兒童

　　專家認為，藥物使兒童致畸尤其是致聾，多跟抗生素濫用有關

　　國家衛生部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數據顯示：我國兒童用藥不良反應率是12.9%，新生兒高達24.4%，而成人只有6.9%，中國每天有520人死于不良用藥，其中兒童占32%。

　　更有臨床醫生認為，很多兒童不明疾病疑與用藥不當有關。

　　一組來自官方的最新數據表明，國內每年約有3萬孩子因用藥不當致聾。中國聾兒康復中心副主任陳振聲告訴記者，我國7歲以下聾兒，超過30%是由藥物毒副作用所致。導致耳聾的藥物主要有兩類常用抗生素，一種是氨基甙類的抗生素，比如鏈霉素，慶大霉素和小諾霉素，另一種是非氨基甙類抗生素，代表藥物是潔霉素和紅霉素。

　　盛教授認為，藥物使兒童致畸尤其是致聾的原因有兩種：一是過敏，二是過量。過敏和過量都跟兒童藥少和抗生素濫用有關。

　　從一家醫院調取的300份兒科住院病歷顯示，他們在治療中全部使用了抗生素。

　　據業內人士稱，不分病原輕易聯用2～3種抗生素的療法，在地方醫院、私人醫院尤其是個體診所很普遍。

　　某三甲醫院兒科關于藥物劑量是否過量標準問題，曾發生過嚴重分歧。針對一種在臨床應用很廣的針劑抗生素，兩位醫生提議在7～9歲孩子身上要慎用，在1～4歲身上不用。其中一位醫生追蹤測試36例患兒聽覺腦干電反應一年后發現，幼兒長時間用該藥會導致聽功能下降，對孩子前庭功能的損害常被忽視或被誤診。

　　誤區

　　被神化的吊瓶

　　規模宏大的輸液中心只有中國才有，浩浩蕩蕩的輸液大軍中，孩子是最讓人心疼的

　　據調查，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一種名為“口服補液鹽”的新藥被世衛組織推廣后，救活了第三世界成千上萬個因腹瀉而喪生的兒童。但就是這樣一種具有“盤尼西林”等劃時代意義的救命藥，在我國卻遲遲得不到推廣，倒是大批量的抗生素被慣用被聯用。

　　兒科專家盛光耀對動不動就掛吊針心懷憂慮。他說：規模宏大的輸液中心只有中國才有，浩浩蕩蕩的輸液大軍中，孩子是最讓人心疼的。究其原因是：無奈、無知。

　　“無奈”專指醫院和醫生，現有體制下，醫院雖是公益性質卻突出盈利目的，檢測一個好醫生的標準不再是治好了多少病人，而是坐診給醫院帶來了多少經濟效益，體制和生存的雙重壓力下，逐利正在取代懸壺。

　　“無知”的矛頭直指家長。一個孩子從患病到治愈往往需要5～10天，而心急的家長認為，只有頭上掛著吊瓶、身上插著針頭才是治病。當口服藥不能馬上見效時，這些家長往往主動要求“吊瓶”。

　　期待能聽到來自醫學界理性聲音的盛教授問：“吊瓶里掛的是水嗎？不，是藥，是抗生素。”

　　前不久，廣東省藥監局局長陳元勝公開披露，廣州兒童對青霉素的耐藥性高達50%。

　　溯源

　　兒童專用藥研發是軟肋

　　政府缺少統一規劃，政策滯后；藥企缺乏社會責任心，研發水平低下

　　采訪中，一位三甲醫院的藥劑科主任說，國內兒童藥整體發展水平很低，常規止咳、健脾、助消化藥不少，但救命的藥很少有兒童版，比如，兒童心臟病、肝腎臟等病越來越多，但國內只有成人藥，沒有兒童劑型。

　　他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政府缺少兒童藥品統一規劃，政策滯后；二是藥企缺乏社會責任心，研發水平低下。

　　記者向一位藥企負責人求證得知，研發兒童藥所用資金等成本是成人藥的兩倍。兒童藥研發工藝復雜，成本高、利潤低、周期長，藥物評價難度也大，每種藥品上市前都要經過1～4期臨床試驗，但幾乎沒有孩子為新藥做臨床試驗。“更重要的是，兒童專用藥研發體制不健全，政府在手續審批、注冊費用和周期、價格等方面沒有政策支持。”

　　我國政府已注意到兒童藥缺失，最近有消息稱：國家正在降低兒童藥品研發審批門檻，研究政策，向有社會責任感的藥企傾斜，而國家藥典也將補充部分兒童用藥信息。

　　盛光耀教授說，在美國，兒童被分為2歲以下、2～6歲、6～12歲三個階段。對于兒童用藥，美國政府有著嚴格規定，比如孩子感冒無論多嚴重，均不允許給孩子打針，不得已須用抗生素的，藥劑師必須向家長明確詳細交代好藥物的用法用量、使用時間、保存方法和不良反應等，否則可能引來訴訟。

　　在法國，每張兒科醫生的處方上，必須標明患兒年齡和體重，這些數字是醫生制定用藥劑量的標尺。(記者 何暉 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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