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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弟弟來訪，在家里住了兩日。臨走前，他表示想給我女兒留下點零花錢。畢竟自己是當叔叔的，上次來時小女才兩歲，他和自己的侄女七八年沒有見面了。這次兩人就像第一次認識一樣，做長輩的給個紅包作為見面禮，也屬于人之常情。我馬上告訴他：“我們之間這一套還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給對方的孩子送錢，否則會把孩子慣壞的。我們在家一直這樣教育女兒：要錢自己掙去，天下沒有白來的東西。”弟弟點頭稱是。事情也就這么過去了。

　　事后我回想一下，送紅包的事情，在我們家里還是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的。當時兩岸關系開禁，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姨媽從臺灣來到北京。一見面，我們這些小輩人手一個紅包。姨媽自己沒有孩子，把留給孩子的愛心全都傾注到了我們身上，讓人心里十分溫暖。另外，當時中國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她帶來的禮物之外，一個紅包就是幾個月的工資，對我們也確實有著非常實際的幫助。日后大家常來常往，給小輩送紅包就成了規矩。后來祖國的經濟發展起來了，我們的生活都大為改善后，還是繼續從她老人家那里拿紅包。直到我們兄弟的下一代出生，這種紅包的習慣也就繼續傳了下去。

　　我本來一直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對。直到有一次聽國內一位富人朋友說，他給自己的侄女買了很貴的禮物，竟被對方說“摳門兒”，因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輕人受惠于長輩，不僅不心存感激，還覺得人家欠著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日后會成為什么樣的人？又怎么能有出息？

　　靜心想想，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后輩。比如，我1979年上大學時，父母一個月給25元的生活費，其實這已經算是很不錯了。記得班上農村來的學生，一個月的助學金就22元，他們周末還不像我，能回家改善一下，一個月至少節省五六天的伙食費，甚至有些農村學生還把錢省下來寄給父母。但是，我對自己的25元錢還很不高興，覺得父親一人月薪就有170元，對我也太摳門兒了。經過不停地和父母討價還價，兩年后25元終于變成了30元。可見，在沒有見過紅包的時代，在中國還處于赤貧的時代，我們這代人就是在這種向長輩伸手的價值觀念中長大的。如今經濟發展了，我們這代幾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產生了許多的成功人士，這種價值觀念自然也潛移默化地傳給了下一代，習慣性地給他們禮物和紅包。下一代并不因此知足，其實不過是重復我們當年對自己父母的行為。當然，我們年輕時經濟條件很差，即使現在有了錢，過去窮困中養成的節儉習慣也不會輕易去掉。結果自己覺得已經很大方的禮物，則為90后這“名牌的一代”所不齒，他們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么送得出手？！

　　女兒現在12歲，幾乎從來不向我們要東西。在我的記憶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東西，即使向我們要東西時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幾乎從來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我們則經常順水推舟地給她機會，讓她設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東西掙到，比如好好練琴以獲得獎賞等。有時她表現得非常好，我們主動給她獎勵，問她要什么，她提出的也就是幾塊錢的禮物，從來沒有過分的要求，非常體貼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試鞋、試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歡，我們只要說“太貴”、“沒有減價”，她就毫不猶豫地把東西放回去。女兒甚至在晚上臨睡前還向我致謝，感謝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掙來錢使她能上鋼琴課。她一個月僅一塊零花錢，幾年下來一分都沒有花過，全存在銀行里，號稱要用來支付自己的大學學費。我自己從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點也沒沾上，這一點我很慶幸。

　　在我這個當父親的眼里，女兒永遠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她怎么會有我這個大俗人的毛病？不過，冷靜下來用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還是養育的結果。我之所以沒有把自己的壞毛病傳給她，是注意從她的生長環境中尋找好的典范。要知道，美國社會五花八門，什么人都有，有不少孩子也是從小被嬌慣得一塌糊涂。不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只要平時好好留意，不難找到好的榜樣。

　　舉個例子。女兒在音樂學校中有個好朋友安娜，比她小兩歲，但安娜彈鋼琴要比女兒出色得多。我們每次聽安娜彈琴都要嘆息：實在沒辦法，人家是天才！后來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紀，一天至少練兩個小時的琴，有時甚至超過三個小時。女兒則練一個小時都很勉強。安娜的母親南希是第二代的華裔，廣東人，醫生。她嫁了位德國工程師，兩人一口氣生了三個孩子，最小的才剛剛會走路說話。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辭職當起“家庭主夫”。每個周末，夫婦兩人帶著三個孩子，從緬因州單程驅車兩個多小時，到波士頓給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樂課。最近因為實在受不了這番辛苦，從緬因搬到了新罕布什爾，把旅程減半。兩人對教育之瘋狂，也可窺一斑。

　　南希和她丈夫，對孩子的照顧無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東西，其營養價值都經過充分的研究。她的丈夫酷愛烹調，準備一頓飯經常要兩個小時，飯菜擺上了桌，每道菜孩子們品嘗后都要投票，只要有兩個孩子投票反對，以后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對孩子嚴厲起來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電子游戲，導致練琴時間不夠，南希竟在安娜開演奏會時拒絕前來捧場。她告訴我們：“我從小就對這些孩子講，長大想上大學，那就學好功課去拿獎學金，我是不會給你們付學費的。”我們聽了后暗暗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個當醫生的，年薪幾十萬，而獎學金絕大部分是根據經濟需要給的，只有為數很少的獎學金是絕對按學業和素質頒發。這條路也太艱難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爭取到？況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8歲，難道你的孩子們還沒上學就得為自己未來的獎學金操心？”

　　不過，聽她這么解釋，我們也明白了安娜為什么彈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們的女兒來，安娜生活在一個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機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她們一家又上演了另一臺戲，那就是做買賣。南希計劃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國學習音樂，而且要安娜現在的俄裔鋼琴老師陪同去。這種奢侈的教育，只能讓我們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興嘆了。不過，南希告訴安娜：“家里沒有錢支付你老師的費用，你要想辦法自己掙出來。”可憐的安娜一急，決定把自己積攢了多年也最為心愛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給小朋友們。南希大喜，決定幫助女兒進行“企業擴張”，跑到玩具店討價還價，以50美分一塊的價格批量買下橡皮，再讓安娜按一塊錢一塊的市場價推銷。日后安娜一見我女兒，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兜售橡皮。我們當父母的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經先后買了三次。

　　賣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8歲，生活圈子還小，就那么幾個朋友。大家買了一次，就“需求飽和”，不會再買。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幾塊錢的金額，南希還要幫助女兒給買主準備感謝卡。我們每到周末就看見這母女倆提著一大箱橡皮在音樂學校的走廊里找買主，心里不禁暗笑：這可是人家的風險投資呀。一個年薪幾十萬的醫生，陪著女兒兜售橡皮，一個小時掙三四塊，收入不及最低工資線的一半，甚至有時談起生意來弄得安娜上課遲到。更不用說，批量買下的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銷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賠本。

　　南希的年齡我們自然不好問，女兒說她長得像個少女，估計最多三十左右。如此年輕，養育兩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國造的工程師“專業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職業女性。真要經營橡皮，想來她也有足夠的智商不做這種賠本的買賣。其實，她賠的本就是在女兒身上投的資，她要想盡辦法讓女兒從小就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甚至從自己的父母這里也得不到。我很難想象安娜長大了會變著法兒向自己的父母要錢，因為她從懂事起就沒有這個概念。

　　我在《一歲就上常青藤》一書中，曾以自己教育女兒的例子現身說法，強調父母向孩子傳授正確的價值觀念的重要性。有些讀者的孩子已經上了大學，看了這本書才追悔莫及，發現自己忘了這一點，導致孩子長大后有了這么多毛病，很難再管教過來。另外有些讀者則說，我講得太理想主義，畢竟我女兒是在美國社會中長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適合“中國國情”。對這樣的批評，我并非一點都不能接受。我常向親友講，在美國養孩子相對容易些。比如，為什么女兒沒有我小時候向父母要錢的壞毛病？一是我們做父母的經常這樣教育她，一是整個社會環境也給了她潛移默化的影響，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樣的孩子。她從這樣的朋友身上學到的東西，只能強化父母對她傳授的價值觀念。如果是在中國，她周圍的朋友也許都是拿紅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誰的紅包最大。這樣，父母再想讓她辛辛苦苦地靠賣橡皮掙學費，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僅是個家教問題，也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不過，社會問題是能夠被改正的，這就需要我們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價值觀念上形成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談話就是個起步，我們這代人首先要在親友中開始這樣的討論，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為下一代的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這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為人父母的履行這種責任，就是履行對自己孩子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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