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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時代，對精神分析學家來說，如果自己決定從事對兒童的研究，只要自己在生活中不再有什么困難就行了。我認為為了能與兒童及其父母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我應該長時間地接受精神分析。這在當時完全是一種革命性的觀念。幸好我的精神分析師同意延長時間。我今天仍然認為，一名精神分析學家如果想從事對兒童的研究，他就應該盡可能遠地追溯自身的經歷，我這里說的是兒童精神分析，因為有一些對成人或者兒童進行的心理治療不屬于精神分析，它們屬于心理疏導，這是另外一回事。

　　在我在兒童醫院做不住院見習醫生期間，我的同事們聽到我和新生兒說話都感到奇怪并對我說些嘲諷話。對我來說，兒童是其父母的孩子。我和他們談就要來探望他們的爸爸媽媽，談臨床的小孩子以及我和他們的關系。假如作為兒科醫生我有不稱職之處，我可能會被人當作瘋子關起來。幸好我比較精于護理，且工作認真負責。在護理室，其他人和我激烈爭論，嘲笑我這個長時間接受精神分析并在醫院和嬰兒講話的不住院年輕實習醫生。他們一再對我說：“和嬰兒說話沒有任何用處，他們聽不懂。”

　　我回答說，孩子們看起來聽懂了所有的話，于是那些人就偷偷地笑，但并沒有兇狠地批評我，因為他們感到孩子們喜歡由我來照顧。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喜愛孩子……我是喜愛人類，僅此而已。此外我的態度沒有區別：我喜愛孩子的程度并不高于我對成人的喜愛，我一視同仁地對待無措的孩子和同樣無措的父母。

　　有一個周六，我正在朋友家，忽然我站起身說：“我忘了和米歇爾告別了！我一個小時后回來……”

　　我隨即丟下瞠目結舌的主人而去，他們無從猜想這個米歇爾究竟是怎樣的人物。

　　每天到了醫院之后，我總是向“我的”孩子們問好，走的時候和他們告別。那天中午我下班的時候，其中一個叫米歇爾的孩子(18個月大)在做透視檢查。我想好要去透視科和他告別，尤其因為我從這個周六中午一直到下周一早上都不能再見到他。但我走時忘了去透視科和他說再見。于是我就在這天下午回到了兒科病房。護士長問我：“您忘記了什么東西嗎？”“是的，我忘了和米歇爾告別了。”“啊，米歇爾！他從透視科回來以后身體就不好，沒有吃點心，而早上他還好好的。”“他的體溫呢？”“有點高。”我走近米歇爾的床，他愁眉不展，神情沮喪而落寞。這時別的孩子都叫我：“小姐，小姐！”“我和你們說過再見了，但和米歇爾還沒有說過。”我接著對米歇爾說：“你看，你的馬利特小姐很壞。今天早上你在透視科時我忘了去和你告別了……你好像沒有吃下午點心。身體不舒服是嗎？聽我說，我很想你……現在醫生快來查房了(指住院實習醫生)，我周一早上再來。明天是星期天，我不上班，但醫生在，另外你爸爸媽媽也要來看你，你還有小伙伴。周一見。”

　　周一早上，護士長對我說：“這不可思議。你周六下午來了以后，米歇爾很高興，愿意喝奶了。我們把奶瓶拿給他，他抓住就喝，而半個小時前他還拒絕呢。昨天早上，他的體溫降下來了，他還見到了父母。在這之后一切都好了！”

　　在這之后，護士長就對我有了好感。

　　我曾忘記了這件事，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重新想起來。是曾在40年前參加過那次朋友聚會的人喚醒了這次回憶。這其實是我做不住院實習醫生時的日常言行，我就是這樣對待嬰兒們的。我向他們解釋人們要對他們做的事。我就是以這種方式和尚未掌握明白易懂語言的幼兒講話的。

　　為什么在朋友家時我突然想到了米歇爾呢？我感到他需要我嗎？是否當時他正在拒絕喝奶并讓護士長擔心呢？我認為這種直覺屬于護理者與被護理者關系的一部分。這是移情。然而當時尚未成為精神分析學家，另外也絲毫不想從事這項職業的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那么，我是如何成為精神分析學家的呢？

　　我做不住院實習醫生時的導師之一俄耶教授當時正積極致力于推動精神病學的革新，并對精神分析學持很大的保留態度。他讓我離開巴黎的醫院到當時被人們稱為“瘋人院”的精神病醫院去做住院實習醫生，準備省級精神病院住院實習競考(我們屬于塞納省)。

　　我有幸得到了在巴黎附近一家女性精神病院做住院實習醫生的機會。我們整天要做的就是拎著一大串沉沉的鑰匙打開和鎖上一扇扇門。患者都處在被囚禁狀態，完全沒有活動自由。這是可悲的。人際關系方面的東西缺失了。一名住院實習醫生要負責1000到1200名患者，而且醫院員工都沒有受過培訓。我們每天都要接收新病人入院，其中有許多老年性癡呆患者，但也有一些處于更年期的中年婦女，一些人曾從事過某種職業，還有一些因極度失望、困苦或悲傷而突然患了譫妄癥、墜入抑郁狀態的年輕家庭婦女，也不乏因對愛情絕望或因墮胎而背上強烈負罪感的年輕女孩……她們在公共場所被收容，經過收容所特別護理站被送入巴黎郊外的某家瘋人院。圣安娜醫院(hopital Sainte Anne)的住院患者如果無人探視也被送到這里。她們來了以后就被收去緊身褡、長筒襪、鞋子、毛刷、梳子等物(以免她們自殘！)。她們只剩下一件襯衣和一條沒有腰帶的長裙。手中沒有任何物品，什么也不能做。年輕的女孩子和老年癡呆癥患者混在一起。我那個年齡的女孩子看到這些殘花敗柳只會感到絕望。每過兩周，我們就要把延長住院的表格依照以前的表格填好，沒有時間和有關患者交談，無法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其代償失調。我覺得這種現象很讓人憎惡，于是決定從源頭開始介入：必須從兒童著手開始工作。面對因為為時已晚而對成人束手無策的可怕后果，我對自己說：“必須在人走到這一步之前對兒童進行研究！這個階段屬于普通醫學的范圍，但要用精神分析學來照亮。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

　　我意識到，無論這些婦女的精神病有多么嚴重，無論話題是其產生的幻覺還是最近感到的絕望，她們都會談論自己的童年。我心里想，必須在她們出現嚴重的代償失調前幫助其談論自己的童年，以使其童年被抑制的殘留物獲得表達，避免在成人年齡階段遇到某種考驗時以讓人無法辨識的面目重現。例如，一個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或者失去孩子的女人，她可能會重復她母親在她三四歲時因遭遇此類事件而產生的焦慮！于是她的個體身份就突然出現某種斷裂，她將混淆成人和兒童的觀念形成模式。

　　我看出，這些事情產生的根源在于個體身份感的突然隱沒，因為童年的殘跡借某次意外事件或者某種磨難在當事人的生活中突然重新顯露出來。這讓我堅信，必須從事對兒童的研究，以便能進行預見，即讓人把因隱而不談而可能在以后爆發的東西表達出來。這與我本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間所理解的東西是符合的。我想用精神分析來預防疾病。我最初的主張是用醫學來預防因醫生不了解導致身體出現功能性癥狀的情感事件，將這種癥狀當作真正疾病來治療而在家庭中造成的性格和社會性錯亂。戰爭造成的事件在我所處的特定社會階層中教給我許多東西，但醫院和精神病院向我揭示了神經癥屬于所有的社會階層。

　　我在做姑娘時就接受了精神分析，這在當時來說是難得的機會，精神分析師沒有對我進行任何操縱，而是聽憑我成為自我。當然，我把自己對所見到的任何兒童都不抱成見的品質歸因于這種特殊經歷。后來在做了母親之后，我像任何一位母親一樣把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但肯定沒有對自己行為對錯的擔憂，在孩子的痛苦和困難面前沒有產生同樣的焦慮。假如我沒有接受精神分析，他們的痛苦和困難也將成為我的東西，然而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我從未以醫生或者精神分析學者的身份作出反應，至少未有意如此。我知道自己不知道！

　　真實的語言具有拯救作用，然而是可怕的，因為我們必須謙遜地接受自己本來的面目，走向人生最基本的東西，毫不自傲。生命的痛苦總是伴隨著堅持生存和認識自我的欲望(這種堅持沒有任何邏輯理由)，但它將逐漸變得可以讓人忍受。所謂生活，就是日復一日地同其他人一起堅持下去，并筑造某種東西。過去所接受的精神分析曾讓我產生了真實做人的欲望，但我當時尚不想成為一名精神分析醫生。我后來從事這個職業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如果我可以這么說的話。開始的時候，我曾給幾名焦慮不堪的患神經癥的成人做分析，他們是精神病科醫生打發來的，但其他精神分析醫生拒絕為其治療，因為他們已經不再工作，無法支付醫療費。究其失業的原因，就在于神經癥嚴重減緩了交流，最終導致患者被驅逐或感到自己被驅逐出交流者的隊伍。重建交流，哪怕只是根據一份有時空限制的協議與一個既無知識也無權力、但能夠真正聆聽患者的人交流，這也有助于象征功能的復活和生命的重新起步。我由此一邊攻讀自己的醫學專業，一邊學習做精神分析。在布勒托諾醫院的兒科(兒童醫學)門診室，皮雄醫生只是讓我做他的心理治療助手，處理的是兒童尿床、失眠、做噩夢、學習以及性格問題。為了撰寫博士論文，我引用了16個病例。我當時覺得自己的研究也許會讓醫療人員感興趣，就自費出版了論文，但沒想到30年后這篇文章打動了公眾［《精神分析與兒科學》(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門檻(Seuil)出版社。］。在我之前，研究精神分析的第一篇博士論文是舒倫伯格撰寫的，它對一名抑郁癥少年接受治療過程中對其痊愈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夢境進行了精神分析研究，這就是著名的碎杯子之夢。我于1939年7月通過答辯的論文主題是“閹割情結”。弗洛伊德用這個詞來命名一種無意識、富于動力的建設性沖突，因為它所涉及的是每個兒童因為需要放棄亂倫欲望、適應現實要求(痛苦和死亡)并接受成人的無能而產生的焦慮，即精神分析學出現之前人們所說的向理智年齡的過渡過程。我當時將這篇論文獻給有志于治療這個敏感時期病癥的兒科醫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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