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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好地理解弗朗索瓦茲·多爾多的工作，及其隨著時間推移在后代人中間所激發的越來越大的興趣，我們有必要將其重新置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追憶其在前進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礙，以及一種既為研究者“思想”，亦是其使命之物的逐步發展過程。我們將看到精神分析只是匯合并肯定了兒童、女孩子和女人的一種直覺。

　　在這樣學會讀書之后，在5歲時，我認為我的生活前途已經有了輪廓：我將創建一份兒童報紙。

　　在學會讀書之前，陳列在報刊亭里和哥哥手上拿著的各種兒童報刊讓我著迷。我十分喜歡里面需要用卡紙和布料來完成的手工模型，盡管還讀不懂相關說明。1880年的部分周報曾被裝訂起來供我母親的兄弟姐妹們閱讀。我看到了其中的優點和缺點。作為一名成人和聰明人，就是要編寫一份擁有其他報紙所有優點，同時改正了其所有缺點，尤其改正了人們所編真實故事中不真實性的完美兒童報紙。

　　到了8歲，我改變了主意。

　　“……至于你，弗朗索瓦茲，你以后想做什么呢？”

　　“教育醫生。”

　　“這是什么意思？”

　　“這就是說一名知道小孩兒可能會因為教育的事情而生病的醫生。”

　　我是家里的第4個孩子(當時家里已經有6個孩子了)。在我們家照顧小孩子們的英國女幫傭和女廚師之間經常發生爭吵(我母親自己照顧大孩子們)，最小的孩子會發生嘔吐。家人叫的醫生趕來了，囑咐給小家伙兒禁食。小家伙兒哭個不停，這只是因為他餓了而已。我見過小孩因為傭人之間瞞著母親爭執而產生節奏紊亂。我知道這一點，但沒有吭聲。我已經懂事了。

　　我呆在自己的角落里，心想：醫生怎么不問一下發生了什么事呢？面對弟弟的消化不良，他為什么要讓人對孩子禁食并在3天內不帶他出門呢？……假如他詢問了晚上6點和8點之間我弟弟嘔吐時所發生的事，他就會明白英國女人關于她的餐盤和廚師發生了爭執，廚師對她大吵大鬧。我目睹了一切，但沒有任何人來問我。我心里說，假如醫生知道了實情，他就會對弟弟說：“你不需要擔心，她們吵架了，但不應該擔憂……這些都是女人們的事，女廚師和小姐的事。既然我現在也明白了，你就不需要再嘔吐了。你會習慣她們這些事的！”

　　我有伯伯叔叔舅舅、伯母嬸嬸舅媽、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許多親戚，家里總是熙熙攘攘。這帶來了很多快樂，但也造成了不少緊張。這種緊張的家庭生活會讓一名像我當時那樣注意觀察和敏感的兒童意識到人與人的關系和生活磨難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他們的情感活力及其健康狀況。人們把一些反應稱為疾病，而其實它們只是情感性的。我曾觀察到一些婦女和兒童的身體或心理因為父親、兄弟、未婚夫在戰爭中失蹤或者一個兒子殘廢退伍而崩潰。我對自己說：“醫生們都夠愚蠢的，他們不懂兒童，他們也不懂大人，假如這些人能夠喊出來或者哭出來，也許他們就不需要服藥了。”

　　根據我的愿望，被一位母親叫來給孩子看病的醫生不應該被這位母親認為孩子生病的話所誤導，而應該明白孩子想表達什么，醫生要找出他要表達的東西，雖然孩子的母親焦慮不安并認為孩子生了病。當然，孩子無法告訴母親發生了什么事，甚至他自己也忘記了。

　　如果我們身體不舒服，我母親就會惱怒(實際上是焦慮)，我們就會因為給媽媽添了煩惱而自責。醫生來了，讓我們臥床休息，我們很厭煩。我認為一旦一名養病的兒童感覺自己能夠做點什么事了，就應該讓他起床、讓他去玩耍。如果醫生這樣做的話，母親會聽從他的安排。因為她自己是一名活躍的女人，而不會說：“醫生禁止你出門累著自己，甚至在體溫降到36.8℃之前不許你起床。”

　　我們處于一種新生狀態，有力氣起床，卻不得不假裝殘廢，被動地躺在那里。我覺得這很愚蠢且不公正。這樣做只是因為一名外人要求我們躺著。我們應該躺著嗎？這是蠢事。過去的醫生讓病人“閉門不出”，但那時病人呆在與所有其他家庭成員共同生活的房間里。隨著給所有房間供暖技術的出現，這個詞成了隔離房的同義詞，甚至當病人不具有或不再具有傳染性時也是這樣。如果我得的病會傳染其他學生，那么我能理解不讓人去上學的要求。但在家里我本來可以玩耍、讀書、做我想做的事，為什么在想起床的時候卻因為所謂生病而臥床煩惱呢？

　　在我作為孩子的觀念中，一名“教育醫生”是不會這么做的。絕對不會！

　　對我來說，毫無疑問，疾病是家庭事務造成的(當然也不只有這個因素)。

　　兒童完全能夠預感到其群體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很快就長到了可以問答人們咨詢的年齡。這是我自己對二三十年后將以“身心醫學”之名獲得發展的東西的一種基本直覺嗎？不是的。我認為是1914年大戰的經歷促使我選擇了一門讓我以現在和過去為參照去把握未來的職業。

　　當這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只有5歲半。在這個年齡和1918年長到10歲之間，我見證了家庭的變化并為諸多人生悲劇所打動，如果人們周圍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他們就缺乏承受命運的準備。一些家庭毀掉了，因為父親不在了。一些婦女發了瘋，另外一些婦女患上了神經衰弱癥。這是成人們的脆弱之處。還有金錢的問題。一名沒有職業資格的寡婦也要工作。我看到周圍有許多女商販和女職員在工作，心態平衡，即使他們的兒子或丈夫在戰爭中死去了。

　　女裁縫很好地掙錢度日，并不因為給別人做衣服而感到羞恥。但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資產階級婦女卻不能當裁縫，哪怕她雙手靈巧也沒有工作，人們不要她；她只好偷偷摸摸地做點東西，通過做小批發生意的鴇母賣出去，從后者手里掙幾個子兒。這樣的婦女再也不能像丈夫在世時那樣養活孩子了。于是她們過著不幸的生活，吃糠咽菜，無人關愛，遭受羞辱，顏面盡失，精力耗盡，最后一切都變得崩潰。這讓我震驚。于是我想：一個人只能依靠自己，在需要時可以通過自己的工作來掙錢度日。一種觀念在我身上深深扎了根，就是一個要養孩子的女人應在結婚前學會一門職業，以備在丈夫因為戰爭、事故或者疾病發生不幸時能夠繼續保障孩子獲得自己和丈夫當初設計的生活和教育。

　　因此要有一門職業，但不是什么職業都行。

　　我所觀察到的另一種現象促使我選擇了一個不單純是商業性的職業。在1940年爆發的戰爭中，產生了一批BOF［“黃油—雞蛋—奶酪”(beurre oeuf fromage)的縮寫，指在德國占領法國期間的黑市暴發戶。］。在1914年的戰爭中，這種人被稱為“新富豪”。人們知道他們是靠世界的悲慘狀況發家致富的。他們靠他人的不幸進行投機，以低廉的價格收購房屋、家具、首飾和地產，為的是把它們以盡量高的價格重新賣出去。我當時不想從事商業性職業，因為商業在我看來是一種壞蛋的職業。而這不是真的，中介人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取決于從事中介的方式是否合法。

　　靠損害別人來漁利的道德法則讓我十分震驚。我親眼目睹我曾當作正人君子看待的一些人在戰爭期間變成了奸詐之人，在工作中剝削別人的時間和健康。他們對我來說已經墮落了。我心里想：“一些職業讓人喪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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