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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獲取知識和提高個人修養的能力

　　“書猶藥也，善讀者可以醫愚。”(漢代劉向語)

　　“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莎士比亞語)

　　“學習為保健性的理解力。”(一瑞士人口學者語)。

　　讀書是很好的學習，同時也是很好的學習方法。

　　總之，讀好書不僅是有效的求知途徑，而且還有益于身心健康，這就如高爾基所說的“讀書愈多，精神就愈健壯而勇敢”。

　　讀書的興趣培養得越早受益越大。孩子的年齡越小，讀書的興趣越容易培養。在孩子幼年時期，我們的確需要對培養讀書的興趣給予足夠的關注。

　　由家長教孩子的時代終于該結束了，而用“有思想的人”的書去“影響”他們的時代來臨了。

　　關注一、千萬不要把母語當外語學習，注重語言的組織和運用能力

　　首先，走出“誤區”。

　　學齡前及小學低年級的家長在進行家庭教育時常出現幾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重識字

　　在孩子的學齡前教育中，有很多的家長，尤其是一些“高素質”的家長，讓孩子大量識字。甚至有許多的幼兒園以“識字班”來作為商業炒作的噱頭。他們聲稱可以讓孩子在上學前學會五六千字。甚至讓他們的培養成果去展示：不少的四五歲的小朋友，能夠拿著大張的報紙讀得書聲瑯瑯。讓很多家長艷羨不已。于是那些識字班成了眾多家長追逐的熱點。豈不知，把孩子給害了。

　　在臺下采訪那些“神童”時才發現，絕大多數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念的內容是什么，他們只是運用老師教的識字的“法門”“讀字”而非讀書。學過這些技術的孩子，上了小學之后，在二三年級前，他們確有識字的優勢，四年級之后，優勢消失，相反倒成了劣勢。因為讀書對他們來講，沒有了任何感覺，從而對讀書失去了興趣。

　　第二個誤區：背古詩，學古文

　　有很多“很用心”的家長，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培養了很多的“小天才”。他們能背誦幾百首的古詩詞。更有甚者，出現了一些“經典誦讀班”。這些班的開創者是臺灣臺南大學的王財貴教授。

　　我們不是不要傳統的“國粹”，而是主張知道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太小時候古詩文的背誦主要是鍛煉了孩子的機械記憶能力，跟背圓周率小數點后的一千位一樣的沒有用處。而應該讓孩子多說、多讀“白話文”。

　　魯迅、胡適、陳獨秀都是語言大師，都是文言文大家，自小讀古詩文長大的，以他們的智慧和見地，既然這么“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在那個時代，自是有道理。

　　實際上，無論在語法方面，在書寫方面，還是在讀音方面，世界語言的趨勢是越來越簡單。語言的功能不是“文字秀”，而是表達思想，快速傳播思想。從英國的阿爾弗雷德大帝推廣《圣經》，德國的馬丁路德翻譯《圣經》，到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都是把文化全都還給大眾，讓語言更加的簡單。

　　語言簡化的趨勢，依然繼續著。語言正向“直接口語化”邁進。現在因為電腦的普及化，語言已從寫字向打字過渡。隨著語音錄入技術的發展，未來的趨勢是只要對著麥克說話，電腦里就出文章，真正的成了“出口成章”。這一天的到來將不會超過10年。有許多的語言學家驚呼這是“倒退”，不管是倒退還是進步，這的的確確是趨勢，是潮流。站在整個世界的洪流面前，我們所做的是順勢而為，絕不是逆流而作。毫無疑問，我們的經史子集是人間瑰寶。既然是寶，等到需要的時候，自然人們會回來尋找。一定是“需要的時候”，否則，寶之不寶。珍珠金銀固然是寶，但對于不知錢財有何用處的孩童而言，也只能是徒增幾件玩具而已；對于沙漠中遭受饑渴煎熬，正在艱難地找尋可以讓自己延續生命的水和食物的跋涉者而言，那是累贅；嬰兒從斷奶到進食，吃的是蔬菜汁和稀粥，而非人參燕窩等大補食品。人只有在衣食無憂時，才會上升到精神層面的追求；需要是探索的動力源泉。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文豪，是二三十歲后才開始進入高深的國學領域，開始鉆研經史子集，也成了一代大師。比如國學大師林語堂先生(王財貴教授是這么說林語堂老先生的——“魯迅、老舍，讀古書長大的。林語堂、梁實秋，讀古書長大的。什么叫白話文？不好好思考這點，萬世不得超生！”)。下面是林語堂先生的女兒林太乙女士，給林老先生的名作《京華煙云》的序中的一段話：

　　“…… 父親出生于1895年，在林家六兄弟中排行第五，他的父親林至誠是一名長老會牧師。自學成才的林牧師把自己一切新知的熱愛傳給了孩子們，并決定讓兒子們學習英語接受西式教育。靠著一筆借款和兄長的資助，林語堂進入了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林語堂把學習的重點放在英語上，同時也涉足了神學，因為他希望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名牧師。但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廣泛涉獵使林語堂對基督教的教義產生了懷疑，他因此把專業改成了哲學。

　　1916年，林語堂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并接受了北京清華學校的教職。這里有著濃厚的中國歷史氛圍，他由此認識到所受基督教教育的范圍實在太過有限。他知道約書亞以號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卻不知道孟姜女哭倒長城而尋獲丈夫尸骨等的民間故事。語堂決心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于是開始流連書肆。他羞于跟他人打聽哪些是必讀的重要典籍，只好向書肆店員請教這些問題(作者注：從1895年至1916年，此時的林先生已經21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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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英文版《京華煙云》外研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兩種文字，是不同時代的人表達思想的工具。思想是不受語言限制的。語言為思想服務，思想不是語言的奴隸。偉大的思想不會因為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而不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用英文表達出來，不會英文的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一樣可以通過翻譯理解接受；孔圣人的思想用古漢語寫作，不懂古漢語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同樣把她評為影響人類的最偉大的思想之一。

　　同理，偉大的思想當然也不會因為語言變得簡單而失去其偉大之處。《圣經》不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嗎？最早用希伯來文寫成，后來被翻譯成古希臘語拉丁語。在宗教改革中被廣泛譯成許多國家自己的語言。英文版的《圣經》每隔幾年就會修訂一次，目的也不外乎使其能更容易、更廣泛地流傳。

　　第三個誤區：片面夸大電視的學習功能

　　不少的家長以為電視具有教育和學習的功能，所以在孩子的小時候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等他們長大后，又把他們扔給電視。等孩子慢慢長大后，開始著迷于電視，家長才著急，可已經管不住，特別是放假，家長上班，孩子一人在家，能管住自己不看電視的孩子已經是寥寥無幾了。大多數家長認為孩子看電視多了，一是損害眼睛，二是影響學習，其實，電視對孩子的傷害遠遠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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