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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獲取知識和提高個人修養(yǎng)的能力

　　“書猶藥也，善讀者可以醫(yī)愚。”(漢代劉向語)

　　“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yǎng)品。”(莎士比亞語)

　　“學習為保健性的理解力。”(一瑞士人口學者語)。

　　讀書是很好的學習，同時也是很好的學習方法。

　　總之，讀好書不僅是有效的求知途徑，而且還有益于身心健康，這就如高爾基所說的“讀書愈多，精神就愈健壯而勇敢”。

　　讀書的興趣培養(yǎng)得越早受益越大。孩子的年齡越小，讀書的興趣越容易培養(yǎng)。在孩子幼年時期，我們的確需要對培養(yǎng)讀書的興趣給予足夠的關(guān)注。

　　由家長教孩子的時代終于該結(jié)束了，而用“有思想的人”的書去“影響”他們的時代來臨了。

　　關(guān)注一、千萬不要把母語當外語學習，注重語言的組織和運用能力

　　首先，走出“誤區(qū)”。

　　學齡前及小學低年級的家長在進行家庭教育時常出現(xiàn)幾個誤區(qū)：

　　第一個誤區(qū)：重識字

　　在孩子的學齡前教育中，有很多的家長，尤其是一些“高素質(zhì)”的家長，讓孩子大量識字。甚至有許多的幼兒園以“識字班”來作為商業(yè)炒作的噱頭。他們聲稱可以讓孩子在上學前學會五六千字。甚至讓他們的培養(yǎng)成果去展示：不少的四五歲的小朋友，能夠拿著大張的報紙讀得書聲瑯瑯。讓很多家長艷羨不已。于是那些識字班成了眾多家長追逐的熱點。豈不知，把孩子給害了。

　　在臺下采訪那些“神童”時才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念的內(nèi)容是什么，他們只是運用老師教的識字的“法門”“讀字”而非讀書。學過這些技術(shù)的孩子，上了小學之后，在二三年級前，他們確有識字的優(yōu)勢，四年級之后，優(yōu)勢消失，相反倒成了劣勢。因為讀書對他們來講，沒有了任何感覺，從而對讀書失去了興趣。

　　第二個誤區(qū)：背古詩，學古文

　　有很多“很用心”的家長，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培養(yǎng)了很多的“小天才”。他們能背誦幾百首的古詩詞。更有甚者，出現(xiàn)了一些“經(jīng)典誦讀班”。這些班的開創(chuàng)者是臺灣臺南大學的王財貴教授。

　　我們不是不要傳統(tǒng)的“國粹”，而是主張知道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太小時候古詩文的背誦主要是鍛煉了孩子的機械記憶能力，跟背圓周率小數(shù)點后的一千位一樣的沒有用處。而應(yīng)該讓孩子多說、多讀“白話文”。

　　魯迅、胡適、陳獨秀都是語言大師，都是文言文大家，自小讀古詩文長大的，以他們的智慧和見地，既然這么“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在那個時代，自是有道理。

　　實際上，無論在語法方面，在書寫方面，還是在讀音方面，世界語言的趨勢是越來越簡單。語言的功能不是“文字秀”，而是表達思想，快速傳播思想。從英國的阿爾弗雷德大帝推廣《圣經(jīng)》，德國的馬丁路德翻譯《圣經(jīng)》，到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都是把文化全都還給大眾，讓語言更加的簡單。

　　語言簡化的趨勢，依然繼續(xù)著。語言正向“直接口語化”邁進。現(xiàn)在因為電腦的普及化，語言已從寫字向打字過渡。隨著語音錄入技術(shù)的發(fā)展，未來的趨勢是只要對著麥克說話，電腦里就出文章，真正的成了“出口成章”。這一天的到來將不會超過10年。有許多的語言學家驚呼這是“倒退”，不管是倒退還是進步，這的的確確是趨勢，是潮流。站在整個世界的洪流面前，我們所做的是順勢而為，絕不是逆流而作。毫無疑問，我們的經(jīng)史子集是人間瑰寶。既然是寶，等到需要的時候，自然人們會回來尋找。一定是“需要的時候”，否則，寶之不寶。珍珠金銀固然是寶，但對于不知錢財有何用處的孩童而言，也只能是徒增幾件玩具而已；對于沙漠中遭受饑渴煎熬，正在艱難地找尋可以讓自己延續(xù)生命的水和食物的跋涉者而言，那是累贅；嬰兒從斷奶到進食，吃的是蔬菜汁和稀粥，而非人參燕窩等大補食品。人只有在衣食無憂時，才會上升到精神層面的追求；需要是探索的動力源泉。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文豪，是二三十歲后才開始進入高深的國學領(lǐng)域，開始鉆研經(jīng)史子集，也成了一代大師。比如國學大師林語堂先生(王財貴教授是這么說林語堂老先生的——“魯迅、老舍，讀古書長大的。林語堂、梁實秋，讀古書長大的。什么叫白話文？不好好思考這點，萬世不得超生！”)。下面是林語堂先生的女兒林太乙女士，給林老先生的名作《京華煙云》的序中的一段話：

　　“…… 父親出生于1895年，在林家六兄弟中排行第五，他的父親林至誠是一名長老會牧師。自學成才的林牧師把自己一切新知的熱愛傳給了孩子們，并決定讓兒子們學習英語接受西式教育。靠著一筆借款和兄長的資助，林語堂進入了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林語堂把學習的重點放在英語上，同時也涉足了神學，因為他希望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名牧師。但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廣泛涉獵使林語堂對基督教的教義產(chǎn)生了懷疑，他因此把專業(yè)改成了哲學。

　　1916年，林語堂從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并接受了北京清華學校的教職。這里有著濃厚的中國歷史氛圍，他由此認識到所受基督教教育的范圍實在太過有限。他知道約書亞以號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卻不知道孟姜女哭倒長城而尋獲丈夫尸骨等的民間故事。語堂決心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于是開始流連書肆。他羞于跟他人打聽哪些是必讀的重要典籍，只好向書肆店員請教這些問題(作者注：從1895年至1916年，此時的林先生已經(jīng)21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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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英文版《京華煙云》外研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兩種文字，是不同時代的人表達思想的工具。思想是不受語言限制的。語言為思想服務(wù)，思想不是語言的奴隸。偉大的思想不會因為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而不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用英文表達出來，不會英文的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一樣可以通過翻譯理解接受；孔圣人的思想用古漢語寫作，不懂古漢語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同樣把她評為影響人類的最偉大的思想之一。

　　同理，偉大的思想當然也不會因為語言變得簡單而失去其偉大之處。《圣經(jīng)》不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嗎？最早用希伯來文寫成，后來被翻譯成古希臘語拉丁語。在宗教改革中被廣泛譯成許多國家自己的語言。英文版的《圣經(jīng)》每隔幾年就會修訂一次，目的也不外乎使其能更容易、更廣泛地流傳。

　　第三個誤區(qū)：片面夸大電視的學習功能

　　不少的家長以為電視具有教育和學習的功能，所以在孩子的小時候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等他們長大后，又把他們?nèi)咏o電視。等孩子慢慢長大后，開始著迷于電視，家長才著急，可已經(jīng)管不住，特別是放假，家長上班，孩子一人在家，能管住自己不看電視的孩子已經(jīng)是寥寥無幾了。大多數(shù)家長認為孩子看電視多了，一是損害眼睛，二是影響學習，其實，電視對孩子的傷害遠遠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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