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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撰寫自己醫學博士論文那個時期，沒有人向我們教授對兒童的特別研究方法。我并不知道如何“照顧兒童”。也許這更好。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尚待開墾。我使用一種非常傳統的精神分析技術，但依靠自己的直覺一步步地向前摸索。摩根斯坦夫人已經開始開辟童年的黑暗大陸(她留在波蘭的猶太家庭遭到了流放。她是第一位將兒童納入分析對象范圍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家。她在德軍占領巴黎那一天自殺身亡，享年78歲。)，指出一名兒童即使受到禁錮，也能在獲得一種非成人編碼的交流方式(比如圖畫)時進行自我表達。弗洛伊德在小漢斯的病例中沒有使用圖畫。他依靠的是漢斯這個恐懼癥患兒的父親的講述。相對于這名兒童自身，他更多分析了其父親的投射和幻想，最終說來就是這名父親對兒子過去向他所說的話的回憶，這不是一回事。受弗洛伊德培養、也在巴黎從事成人精神分析的摩根斯坦夫人創立了給4歲以上尚不說話的兒童紙和鉛筆讓其表達的方法。如果這些孩子打破了沉默，如果他們的情況出現了好轉，她就不再繼續進行分析。她和父母不作交談或很少交談。當時人們尚不懂得和幼兒這樣做。至于我，我則嘗試在兒童精神分析方面走得更遠，就像對成人那樣，尋求對被治療者與治療者關系中的情感轉移進行觀察和分析。作為治療嬰兒的兒科醫生，我曾意識到他們會回應我的表達，并且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對家庭所發生事件的反應。這是他們的語言方式。我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講述了這一點。這完全是新的東西。尋求把這種互動表達出來、將其言語化，這就是與人建立前所未有的更加深入的交流。這是由弗洛伊德開創的對情感轉移的研究，但應用于對兒童的治療。我在兒童神經癥中發現，某些病例很早就有了端倪，但當時被人忽視；它們是身體和情感關系方面出現的一些紊亂，反復發作，卻被認為是器質原因或性格易變造成的。因此必須在養育階段，在給孩子的最初教育階段監控和預防神經癥，并破解這些反復發作、耗盡當事人與他人心靈交流能量的紊亂的含義

　　“教育醫生”，它也許意味著必須有一名醫生對一種弊大于利的教育所犯錯誤進行糾正。并且我所思考的教育不是這種或那種有意識的一整套教育方法，而是家庭成員間無意識的相互關系。

　　成人對兒童的關系以及相反的關系都能促成健康或導致疾病。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致力于理解并凈化這些關系。要幫助兒童或者父母本人實現自我理解，讓我發生興趣的就不是心理教育學。所以我不再做精神病院住院實習醫生，而是從事實地研究，去做門診。我的工作仍屬于兒科范疇，但方向轉為性格、精神情感、家庭或者社會性障礙，以及在兒童和青少年診斷中暴露的無數功能性混亂。

　　在法國的兒科診室中，直到20世紀50年代，精神分析的目光都尚未投向新生兒。對新生兒健康起伏(即體質迅速衰弱又突然恢復)這種所謂“無法預料”的變化進行探究的個別學者使用一種直覺方法，尚未求助于精神分析學，這門學科剛剛開始在人們對青少年的研究中得到引用。當時，并非精神分析學家的奧布里夫人(Jenny Aubry，兒科醫生，1945年赴美國旅行后成為精神分析學家。)發現兒童是用消化道來表達其精神情感性舒適或不適感覺的，一種緊張的氣氛會導致其消化紊亂。她的研究標志著兒科學在法國的轉折。

　　奧布里夫人曾在公共救濟事業局對一些因嘔吐被乳母拋棄的嬰兒進行觀察。他們被人送進醫院哺乳室，在那里恢復了生理健康。負責治療的兒科醫生中午離班時孩子還十分健康。到了下午兩點，人們緊急叫她回去，因為孩子有中毒癥狀或急性腹瀉……她馬上趕回醫院，讓人檢查了嬰兒的大便，看到結果是非感染性的。她詢問這個孩子身邊發生過什么事情。于是大家發現孩子是在目睹保育員和護士長一場爭吵后發病的。醫生決定重新讓他喝一瓶奶，這瓶奶很快又隨著腹瀉排了出來，于是再給孩子喂一瓶奶……這樣通過把消化道一次又一次地填滿，孩子終于脫離了危險。為什么他會從非感染性狀態開始出現嚴重的感染癥狀呢？這是因為他的消化蠕動被加劇了，他是在用自己的消化道來說話，以達到與其保育員情感氛圍相同的緊張度，他與保育員是緊密相聯的，就像一個12到18歲間的大孩子隨著母親哭泣而哭泣、隨其喜悅而喜悅一樣。在照顧人員言語和情感強度刺激下，一名幾周大的嬰兒會通過消化器官過度的蠕動作出反應，這種蠕動在他將消化管道中的所有東西排泄一空之后使他的身體發生空轉。首先這不是感染性的，因此當人們將其消化道填滿之后，它就有了消磨、操作之物。忙于這種過度的蠕動會使孩子安靜下來，尤其當人們向他談論他所要表達的事情時。他的身體逐漸恢復了常態，腹瀉停止了：黏膜并沒有更多的感染。而在人們弄明白這種反應性動力過程之前，常會給嬰兒禁食，讓他只飲水，對他進行“監護”。

　　有關學者并沒有滿足于這種填食法，后來又嘗試通過用言語向孩子和照顧孩子的人解釋他們之間擁有的象征性功能共生關系進行治療。

　　有多少次，我看到當事兒童的母親透過淚水笑著問我：“您認為他能聽懂嗎？”

　　在杰妮·奧布里夫人發現醫院緊張氣氛能導致新生兒消化紊亂的那個時期，人們不知道可以通過搖晃來安慰孩子。搖晃孩子，這是落后農村才使用的方法啊！嬰兒床都是固定的，因為人們沒有預見到要輕柔地搖晃孩子。然而搖晃嬰兒是在幫助他在想象中重返母腹，因此這是一種能使他平靜下來的安慰方法。

　　我很早就對所有這些東西有了一種直覺，但尚“無話可說”。當我學醫時，這種研究方法尚顯怪異，只有少數幾個“別出心裁者”重視嬰兒的焦慮問題。另外，對學齡兒童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說的是那些有亂說話、結巴、抽搐、偷盜、做噩夢、離家出走等問題的孩子。當時有皮亞杰從事的智力水平評估，有對知覺、記憶力、判斷力和詞匯水平的研究，還有蒙臺梭利、弗雷奈和許多其他學者的發現，他們中和了應用心理學的結論，強調學生與老師的關系、雙方互信、每個人脫離競爭的好奇心的作用，以及他人對其個人道路、個人節奏給予的尊重等。這些做法都與精神分析學相去甚遠。實際上，這門學科并不為上述研究界所看重。但當時我很年輕，正熱情地接受精神分析，認為他們的研究很有意義，并試圖借助精神分析學的概念、利用上述教育技術，并將其與教師對學生的理解、能使他們充滿活力的欲望結合起來闡明兒童應走的道路。

　　對我來說，最難的事就是避免像一個只對自己說話的“怪人”那樣與世隔絕。尤其不能讓事情往前走得太快，而是要說服年輕醫生們對幼兒甚至新生兒講話，就像對待擁有語言的生命一樣。當我在如何提早預防神經癥以及提早進行精神分析這條尚很不確定的研究道路上探險的時候，我的同行們耐心地積攢著他們的不滿。過了很久，當這種新的研究方法開始讓一些年輕的同事感興趣，并且我想和他們進行談論的時候，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把我作為不受歡迎的人開除了，這是在1960年。

　　這樣的命運對我來說是件幸事，因為這次開除使我受益匪淺。我得以完全自由地工作。國際精神分析協會開除我的理由有三：

　　1. 您憑直覺工作，這在精神分析上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2. 不認識您的人對您個人產生了嚴重的移情。

　　3. 在您的預防性研究背后有社會思想，在我們看來它們有共產主義嫌疑！年輕的精神分析學家接觸您是危險的，雖然我們另外得知您也從事完全傳統的治療。您向年輕人進行思想灌輸……應該教授一種方法。以后您可以從事研究，但要站在我們一邊發表著述，不能再如此培養年輕人。

　　結論就是我需要放棄口頭傳播自己工作的行為，如果我還想呆在協會里的話。我的同行對我表現出成人面對威脅現行秩序的兒童時的那種自衛反應。

　　那么我究竟做了什么讓人如此擔心呢？

　　我將自己目睹的人們對兒童施行的那種醫學稱為獸醫，主張將其拋棄，并要求放棄對人生第一階段的訓練，代之以對兒童應有的尊重：他正學習語言，很敏感，身上蘊含著一個成人并正為之進行準備，在某種微妙、基本的東西上與這個成人相平等；然而他還不能用話語進行自我表達，他的表達方式是用整個生命對家庭成員所體驗的、他以自己方式所分擔的生活喜怒哀樂作出反應。我想讓人們明白，如果某件事使家人出現情緒變化、改變了家庭氛圍而且將孩子卷入其中，那么對他們不加隱瞞，用話語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這對他們的成長具有建設性價值。我主張如實回答他們的問題，但同時尊重他們不符合邏輯、虛構和詩化的東西以及缺乏預見的特點。雖然他們了解大人的真實情況，但他們能由此通過對美好事物的想象和謊言來獲得快樂或逃避困苦的現實，保護自己必不可少的成長時光(假如有很多人相信一種謊言，難道這不也是一種現實嗎？)。真實有不同的層次，依既有的經驗而定。每個年齡段的人只能通過自己的經驗、用既有知識構建自我，而任何知識都是一個似乎已解問題與另一個待解問題之間的分化。

　　因此，我是一名以“傳統方式”進行工作的精神分析學家，堅守弗洛伊德創立的方法，即不斷質疑患者與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共同取得的知識，這種治療過程就是移情現象不斷提出問題的過程：患者(虛假的或者真實的)與精神分析學家在此相互發生關系，后者在傾聽患者的同時進行自我考驗，看自己最終能把雙方的關系引至什么結果。他不是以普通人身份引導這種關系的，而是起催化劑的作用，在病人過去受抑制的騷動發生遷移、使其個人經歷獲得復現時，幫助其破解感情和思想方面發生的一種強烈化學反應作用。這屬于傳統的治療工作，但可以用于會說話的兒童，條件是其本人愿意接受幫助。對于不會說話的兒童，我則試圖用話語之外、但仍然與話語有關的其他表達方式來進行這項工作，比如圖畫、模型、用實物表演幻想(自由游戲)等，因為它們能夠促使患兒在與分析者的移情關系中重溫自己的過去經歷。對這種被重新喚醒的過去經歷的解釋就是精神分析工作。至于患兒生活的現況，那是其父母、醫生和教育者的事，也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愿意配合這些人士指導、支持自己實現現實目標的話。無論患者是兒童還是成人，就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行為向其父母或其本人提出建議，這都不是精神分析治療醫生的角色。

　　這就是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之間的巨大差別，許多人都不甚理解：前者只通過幫助當事人重溫過去，與其發生關系，哪怕他是一名兒童；后者則可采用各種方法直接幫助患者解決當前困難。

　　精神分析是一項緩慢的工作，有時看起來能很快起治療作用，有時則不然，甚至在短時期內經常無法讓人信服。相反，許多心理治療工作短期就可以取得可觀的療效，并且不出現復發的情況。

　　這就是那么多人懷疑精神分析而高度信任諸多心理治療工作的緣由之一，但這些心理治療或多或少都建立在源自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基礎上，應用者都是曾受過專業培訓的精神分析學者，他們因對那些被稱為經典治療案例的漫長工作感到失望而轉行。我并不敵視心理治療學，自己甚至也曾經做過。然而，無論精神分析花費多長時間，甚至半途而止，經驗都說明其長期療效總是積極有益的，不只是對患者本人，對其后代來說也是如此(倘若他有孩子而且后者尚未成年)。相反，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療的效果會隨著治療的停止而停止，并對當事兒童今后長大成人、開始社會生殖活動并養兒育女的歷程起不到預防作用。此外，還有適應癥問題。接受精神分析永遠不會太早，但對一些在神經癥的壓迫下已經錯誤地許下諾言、履行責任的成人來說有時則太遲了。拋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重新從零開始的效果不談(因為經驗永遠不容回避，另外獲得理解的失敗也是有益的)，精神分析能夠用相對較長的時間幫助患者在某種意義上脫胎換骨，尤其是與他的過去及其精神分析醫生進行徹底的交割。

　　心理治療很少談及患者的過去，只是幫助他走出目前使他產生焦慮的死胡同，使他能夠看到事情可維持的方面并改善這些方面，而在他和心理治療醫生共同全面審視這些事之前，它們顯得毫無希望。心理治療利用了在治療工作中至關重要的患者對醫生的移情，但未能清楚地解釋，移情只是成了一種神經癥誘餌，使患者虛幻地相信心理治療醫生了解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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