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最新研究：玉石器原料可能來自彭州大寶山地區，青銅器或存在多個鑄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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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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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三星堆遺址考古多學科綜合研究成果研討會”在四川德陽廣漢市舉行。▲研討會現場在研討會現場，共計20個科研機構、大學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關于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科技手段運用、設施設備創新等領域的最新成果，并交流了各自的工作與研究經驗。該研討會由四川省文物局主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承辦。三星堆青銅器可能存在多個鑄造地有關三星堆遺址諸多謎團中，青銅器的產地問題頗受關注。在研討會現場，北京科技大學教授陳坤龍圍繞“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出土青銅器鑄造地研究進展”主題進行了分享。▲三星堆青銅大面具“青銅器是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這些青銅器在哪里鑄造？”陳坤龍介紹，關于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出土青銅器鑄造地，目前分為本地生產和外來輸入兩個觀點。觀點一：本地生產。器物應為本地生產，不存在外來輸入。部分與中原商式風格相似器物，是對中原青銅文化的借鑒。可能由外來工匠攜帶金屬原料在三星堆鑄造。觀點二：外來輸入。三星堆不同器類紋飾風格存在較大差異，來自不同產地（容器來自長江中游，非容器為本地鑄造），主要是外來。可能通過定制的方式來自殷墟和其他地點。▲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像今年年初，研究人員啟動了一次大規模取樣、觀察和分析。泥芯分析顯示，三星堆青銅器面具和人像、神樹、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風格特征器物泥芯，與容器類器物泥芯在化學成分及顯微結構上均存在較大差異。▲三星堆青銅大立人陳坤龍分析認為，尊、罍等容器與神樹、青銅面具等本地風格銅器鑄造泥芯的礦物組成和地球化學特征存在明顯區別，兩類器物鑄造地來源不同，可能存在多個鑄造地。三星堆玉石器原料可能來自彭州大寶山地區成都理工大學教授王運生提出，三星堆玉石器原料可能來自彭州大寶山地區。▲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器據介紹，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主要包括閃石玉、蛇紋石玉、大理石等礦物或者巖石類型的材質。蛇紋石玉的母巖是由微細纖維狀蛇紋石類礦物集合體構成的蛇紋巖，其分布范圍較廣，尤其是在鄰近紅巖山、燕子洞溝、牛圈溝等的彭州大寶山地區有豐富分布，“從地理位置來看，彭州大寶山地區是離三星堆遺址最近的復雜變質構造帶，通過水系搬運，這里的蛇紋巖更可能被古蜀人發現并利用。”王運生及其團隊通過對相關區域調查與取樣鑒定，分析了彭州大寶山礦區巖石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了三星堆大玉料、代表性玉石與玉料產地區的巖石的相關性，得出以下結論。▲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璋三星堆館藏兩件大玉料原巖均屬于超基性巖中產出的蛇紋石，屬于超基性巖。同時，綜合所采集樣品與三星堆大玉料的礦物組成（蛇紋石含量）、原巖類型（超基性巖）、結構特征、宏觀特征（外觀、構造）、化學成分及含量、稀土元素、硬度等指標可以得出：三星堆大玉料與彭州蛇紋石同源。彭州紅巖山、玉石溝為玉料主產地。此外，三星堆玉石器中大理巖、石英巖等石材也可在大寶山地區發現相應的原料來源，證實了大寶山地區可能是古蜀先民制作玉石器的石料來源地。古蜀先民祭祀至少有豬和牛兩種動物作為祭牲西北大學教授溫睿分享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有機殘留物階段性研究成果》。在三星堆遺址3、4、7、8號祭祀坑中，研究人員發現少量的獸牙、骨渣、骨角器等疑似有機質遺存，具體生物來源尚未鑒定。通過對1號祭祀坑樣本（骨渣）的檢測，檢測到黃牛的膠原蛋白成分。通過對8號祭祀坑樣本的檢測，檢測出野豬、牛亞科(黃牛、野牛、牦牛)蛋白質成分。“推斷牛和豬最有可能是黃牛和家豬，祭祀坑形成前可能存在儀式性燎燒活動。”溫睿稱，對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有機殘留物進行研究后可以得出結論：首先，潮濕環境中有機殘留物在祭祀坑內具有均一性。其次，動物脂肪的存在，有機殘留物特征是三星堆祭祀坑燎燒動物后形成的結果。第三，蛋白質組學分析表明，至少有豬和牛兩種動物作為先民祭祀活動相關的祭牲。“燎燒祭牲是埋藏各種器物前儀式活動的一部分，與燎燒器物、毀器、分批埋藏共同組成了埋藏前的儀式活動。”溫睿介紹，祭祀的選擇反映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的緊密聯系，這體現在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均使用豬和牛作為祭祀犧牲。三星堆祭祀選用反映出其祭祀體系和中原祭祀體系的緊密聯系，從祭祀體系上可以看出當時古蜀地區和中原等廣大地區存在文化認同，體現了文化上多元一體的格局。2號坑發現的織物被稱為“綺”屬于較高檔絲織品作為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重大成果之一，在三星堆發現了絲綢遺跡，引發全國轟動，證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已經開始使用絲綢。研討會上，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館員周旸介紹了三星堆遺址出土絲織物組織及織造工藝階段性研究成果。“在1號祭祀坑，2號祭祀坑的器物上發現了絲綢。”據介紹，研究人員在1、2號祭祀坑青銅眼泡、青銅尊口沿、青銅蛇、人頭像等13類器型、40多件器物上均發現絲綢，“附著在2號祭祀坑銅眼泡上的絲織物，屬于平紋地的暗花織物，被稱為‘綺’，屬于較高檔的絲織品。”▲龜背形網格狀器此外，研究人員還在新發掘的6個祭祀坑以及出土文物發現絲綢的存在，研究人員在3號祭祀坑獸面具發現了絹，在4號祭祀坑也發現了絹。在7號祭祀坑中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上也發現絲織品存在。“三星堆遺址絲織品中，絹是最大宗的，因為它的組織結構是最簡單。”研究團隊還觀察到了斜編織物的存在，這是一種兩組經線交叉編織的原始方法，在許多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中都有發現。就織造工藝而言，研究團隊提出了原始腰機、雙軸織機或踏板織機、提花織機等三種可能存在的織造方式。“千萬不要忽視絲綢的存在，絲綢的發現，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理解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周旸認為，秦并巴蜀，蜀地及西南廣大地區陸續融入華夏，在一體化進程中，絲綢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趨同要素，神話傳說、史料記載、考古發現均表明關于絲綢，巴蜀和中原秉承著大致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僅為解讀三星堆地區古代紡織技術和文化提供了寶貴線索，同時也為認識古代絲綢業的發展歷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紅星新聞記者 王明平 袁偉編輯 郭宇 責任編輯 魏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