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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如果你沒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當你的孩子出了一點小問題，比如磕破頭皮，和別的孩子發生一點口角和爭執，你就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無法承受一點意外發生，你可能就是這可憐又可厭的家長中的一位。

　　我永遠記得，2008年10月16日下午，13點或者14點的樣子，在北京一家醫院的普通產房里，秋天正午后的太陽，透過陽臺的落地玻璃和薄薄的窗簾，明晃晃射到床邊，房間里的浮塵都是灼熱的，讓我體內的疼痛更加難以忍受。

　　這是產前的最后一段時間。陣痛半分鐘一次，像子宮里的定時爆點。每一次引爆，孩子就像一條急于走出黢黑通道的小蚯蚓聽到沖鋒的號角，以頭為起點奮力向前蠕動。他頭皮上薄薄的毛發，像鋼刷一樣摩擦著子宮內壁。

　　疼痛間隙，有兩個念頭揮之不去：催產素真可以做一流的刑求工具。一個產婦的處境真是比架在刑臺上的囚犯更絕望，因為她連做叛徒的可能都沒有。孩子通往世間路上的每一步所產生的疼痛，一秒鐘都不能減少。疼痛一旦開始，不能談判，不能求告，不能放棄，甚至不能暫停一小會兒。

　　兩年多過去了，當初產臺上的感覺，并沒有從生活中消失。這次折磨人的不是疼痛，是綿綿不絕的焦慮。初為人母，總是有擔不完的心：我怕他離開我的視線，被無處不在的傷害擄走；又怕他因此不獨立，失去男子氣。我怕他感覺不到愛，因此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愛，讓他任性，目中無人。總之，怕他不健康，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樂，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為一個和社會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現實擊倒。

　　這些形而上的憂慮，從上世紀中后期開始，就成為美國心理學家們普遍的研究課題。育兒方面的臨床醫學家戴維·安德雷格(Dav Andereg)教授認為，因為疫苗的應用，醫學的發達，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這個世界其實是更安全了。但美國的年輕父母們，卻表現出了和社會進步南轅北轍的焦慮感。“根據紐約一個非營利組織最近的抽樣數據，大概有78%的年輕父母認為，現在育兒比以前困難得多，僅有4%的人覺得更輕松。這表明父母這項重任已經對年輕的夫婦們形成了恐嚇。”

　　安德雷格是一位溫和的研究者。他在自己的書中，把育兒焦慮的源頭更多歸結于新手的無知：“育兒焦慮的高發群體存在于只有一個孩子，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更多孩子的出生，會削減父母的憂慮。和多子多孫的前輩人相比，只有一個或者兩個孩子的父母會更長久地沉溺于育兒焦慮中。”這一結論是根據美國 2000年的數據，當時已有1620萬的家庭選擇了獨生子女。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獨生子女人數正在穩步增長：1972 年，只有18%的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到2005年，27%有小孩的英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至今尚未松動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家庭是更為普遍的國情。

　　子女數量的減少，讓父母們經不起一點無論是健康還是安全方面的風險。不斷豐富的育兒理論和流派，又在擾亂著既有的常識。當一個繁衍千年的生育慣例，每個細節都被層出不窮的新理論重新考量，而這些理論又與商業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織，以至于真假難辨——選擇PC、PES還是PPSU材質的奶瓶；圓孔、十字孔還是一字孔的奶嘴；讓孩子仰著睡、趴著睡還是側著睡，都能成為育兒新手們的焦慮源頭。

　　以上因素與連軸播放極端信息的傳媒網絡結合，更加大了父母的擔憂。美國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討論的育兒焦慮，多是對“暴力、恐怖主義、車禍” 等外在侵害的擔憂。安德雷格覺得，這種焦慮在很多時候是莫須有的，是成年人將極端信息中的危險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長中。而且“焦慮并不只限于母親，也傳染到父親身上，鼓勵孩子去野外探險不再流行”。正常的游戲也被賦予了危險的意味。安德雷格說，他經常被焦慮的父母問道：“當孩子用食指做出手槍的形狀，對著我喊‘梆，梆’，我要不要制止他？當我帶著孩子去朋友家做客時，是否需要提醒朋友將家里的玩具手槍收起來？”

　　什么是育兒焦慮癥？“如果你沒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當你的孩子出了一點小問題，比如磕破頭皮，和別的孩子發生一點口角和爭執，你就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無法承受一點意外發生，你可能就是這可憐又可厭的家長中的一位。”而沉溺于焦慮泥潭，過于兒女情長的父母，都被研究者定性為弊大于利。他們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毀壞孩子的未來——伴隨焦慮而來的過度控制，不僅毀掉孩子之所以為孩子的生活樂趣，還會毀壞他長大成人的能力：比如自信、獨立、忍耐力，甚至被認為戕害到社會的未來。焦慮的父母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大學？這是另一位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納爾遜(Margaret K. Nelson)研究喂養失控的父母的主題。文章提到，美國的大學教授們指控自己的學生無知、懶惰、易怒，認為這一部分源于“育兒焦慮癥”結出的毒樹之果，種子從襁褓時的過度關注就埋下了。美國《First Thing》的執行主編戴維·米爾斯(Dav Mills)將這些苦口婆心的父母總結為“失去自己人生目標的人”，“通常人們說到對孩子的擔心時，他們是將自己對人生的恐懼移情到了孩子身上”。

　　可是，作為一個有3歲孩子、正與連綿不斷的焦慮對抗的中國媽媽，我還是想辯解一下。我已經歷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慮考驗。比如，剛開始因為呼吸系統發育不全，他晚上睡覺時，胸腔和喉嚨中總發出像積滿水一樣渾濁的咕隆聲；因為對腦神經還缺乏控制力，每次白天過于興奮的玩耍，都會導致他在半夜睡夢中突然爆發難以遏制的大哭；當他的消化系統經歷一個升級，大便從水狀轉為成型的階段時，會有接近一個星期不大便……每一個未知的來臨，都是一次焦慮的開始。我因此得到的經驗是，不要恐懼孩子的哭聲、跌倒、突然胃口不好、發高燒、耍橫、情緒低落，這些是成長必需的一部分。可我還不得不面臨一些靠自我成長難以解決的焦慮：比如深夜抱著孩子去醫院，卻發現分診臺上的病歷本堆成小山一樣，需要等到凌晨才能看上急診；當孩子到了入幼兒園的年齡時，卻發現住所周圍，所有步行距離以內的幼兒園都人滿為患……

　　每到育兒與社會的接觸面，都是中國年輕的白領父母最手足無措、最焦慮的時刻。家庭之外的世界，不僅擁擠，而且藩籬重重。為了給孩子上戶口，我不得不從北京往返我的戶籍所在地成都兩次，因為北京的戶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證明——那是成都警方在幾年前對戶籍登記格式進行的小小改革。但因為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識，所以我必須要坐飛機再回到成都，重新開一張符合她認知的補充說明。

　　這可能是當代中國年輕父母的獨特體驗，是美國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們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我們的社會必需品嚴重不足，我們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條條框框的嚴格限制。僅以上面說的幼兒園為例，你要面對服務提供方的考量條款就包括：有北京戶口嗎？是我們的定點服務對象嗎？孩子滿3歲了嗎？能一次性交齊7萬元的贊助費嗎？報名排隊時，你擠進了我們的招收數額內嗎？還有更隱而不彰，但可能更具決定作用的考量標準：認識園長或某個教委官員嗎？我們想讓孩子在正常的年齡，以正常的價格，通過正常的程序，獲得正常的醫療、教育服務時，卻要面對極不正常的超量競爭。或者為了滿足蕪雜的行政要求，卻要為混亂的行政管理，耗費大量人力和金錢成本。

　　如果你有那么一點混不吝，比如不要戶口，不上正規的幼兒園，或者晚點兒再上，那你是開始另一種冒險，并可能因此面臨另一種生活經驗和價值標準的審視。在中國，由于育兒成本的高企和大城市生活壓力的增大，很多白領家庭都選擇了請老人共同參與育兒的方法。一項在線數據調查顯示，在中國，平均有50% 的家庭由老人幫忙照顧第三代，而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北京和上海，這一比例可能高達70%到80%。上一代人口紅利和資本紅利的加入，為育兒的安全健康與家庭經濟增長做出了杰出貢獻。但在減輕焦慮感方面，有一句老話是“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美國的心理學家們對育兒不要用力過度的勸誡可以翻譯為：人生是一場長跑，不要苛求一城一池之得失。但對于從物質緊缺時代開始人生長跑的上一代父母來說，最重要的經驗還是：保持隊形，不要掉隊，更不能脫隊。畢竟，我們行政管理體系上的進步還是少得可憐，社會其他部分的突飛猛進，反讓它與現實間生出了大量的裂縫。在路況不明的情況下，跟著既有路徑走是最安全的。誰知道，孩子會因為父母另辟蹊徑的決定，在若干年后掉進哪一條制度的裂縫，再也爬不出來呢？因此，不走尋常路的想法，在一個存在兩代養育者的家庭內，會變為老父母對新父母的道德考量：為了減輕自己的焦慮感而讓孩子偏離正道，你有為自己的孩子負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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