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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美籍華人蔡美兒的“虎媽”教育成為媒體議論的熱點，也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東西方教育比較的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較多。所謂中西比較，雖強調(diào)比特點不比優(yōu)劣，但實際上還是以西方的長處來對比我們短處的情形更多。如此比較，對我們?nèi)￠L補短是有益的，但也容易產(chǎn)生民族自卑和不自信。

    對于“虎媽”的熱議與爭論，與近年來全球聚焦中國、關(guān)注中國創(chuàng)造的發(fā)展奇跡緊密相關(guān)，因而對我們反思中西教育的各自利弊，兼顧中西各自的短長，打破單向接受西方理念的固有模式，真正達到揚長避短、互通有無，推進我國教育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有著重要意義。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言語，之所以被鐫刻在聯(lián)合國大廈里，是因為它體現(xiàn)和凝聚了人類對和平、安寧與和諧社會的共同向往和價值觀念。那么，在教育領(lǐng)域中外能否形成一些相對的共識呢？

    恩威并重顧及了鼓勵、柔和、寬松與嚴格、嚴厲、嚴懲的兩面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教育強調(diào)的嚴格、嚴厲與西方教育突出的寬松、自由，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孩子成長與成才，不同的是所依據(jù)的理念和實施過程的理解與操作的差異。

    中國人認為孩子天生有惰性，因此要壓制其隨意性和惰性，即如韓愈在《勸學解》中所言，“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蔽鞣秸J為孩子天生愛自由，所以要順其自然，要寬松隨意。但與此相悖論的卻是，中國的經(jīng)典理論，如孔子和《三字經(jīng)》的人性觀，強調(diào)的則是“性善”。西方則強調(diào)“性惡”和“原罪”，因此要以無數(shù)的法律與法規(guī)來約束人性。可見，嚴格與放松之類的兩面態(tài)度都是不可或缺的。恩威并重的理念就此產(chǎn)生。

    《三國志·吳書·周魴傳》：“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恩威并行”，《左轉(zhuǎn)·昭公二十年》：“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當時，這些言論都是針對政治和政策的?，F(xiàn)在看來，文化和教育的管理策略與方法，也完全可以借鑒之。

    在整體的教育領(lǐng)域，安撫和強制應(yīng)該同時施行，并行不悖。相對來說，基礎(chǔ)和專業(yè)教育上，強制和嚴格可以多一點；而一般興趣培養(yǎng)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引導上，安撫和寬松則更重要一些。就具體的操作而言，對于尚未清醒和明確自己人生目標和學習目的的孩子，無妨強制和嚴格一點。所謂“嚴師出高徒”、“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甚至“棍棒底下出孝子”之類的民間俗語，說的都是這樣的意思，雖然其中也有糟粕和偏頗。而一些自覺性、責任心和主動性較強的孩子和學生，如一些憑自身努力而能不斷進步的學生，則“響鼓不用重錘敲”，以安撫和寬松的策略與方法，更能見效。

    因材施教對不同性格、不同所長的各類學生一視同仁，與西方的個性化、社會化教育異曲同工

    直到今天，人們還是一致贊同我國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和方法。這一原則和方法也可以說是恩威并重原則的具體化。這一觀念與方法始自孔子，雖然他并沒有在理論上明確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卻始終將之貫穿于他的教育與教學實踐活動之中。朱熹因而評價與解讀說：“夫子教人，各因其材?！?br />
    據(jù)記載，孔子往往喜歡在全面了解學生情況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學生不同的具體狀況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有一次子路問孔子：“聽到一個很好的主張就要立即去做嗎？”孔子答道：“家里有父兄的話，怎么能自己做主張呢？”可是，當冉求問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回復他說：“當然應(yīng)該去做啰！”在一旁的公西華聽后，很不理解，認為老師講話前后矛盾?？鬃咏忉屨f：“子路遇事輕率魯莽，所以要抑制他一下，使他謹慎些；而冉求遇事畏縮不前，所以要鼓勵他大膽去做?！?br />
    由此看來，抑制嚴待和鼓勵放手，是因人而異的，因材施教正是建立在這樣基礎(chǔ)上的?，F(xiàn)代的所謂成功教育、個性化教育、差異性教育、分層教學評估等，都與因材施教相輔相成，抑或說根本就是一回事。

    對成功定義的拓展，將使培養(yǎng)機制、方法和評價體系多元化和多樣化

    我們現(xiàn)在還存在對成功、成才、立業(yè)等概念理解上的誤區(qū)。這一點上，一些發(fā)達國家因整個國家經(jīng)濟已進入后現(xiàn)代和后工業(yè)化時代，再加上文化、文明、教育理念的同步發(fā)展，因而做得比較好。如美國、英國與日本的學校，經(jīng)常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包括警察、消防隊員、廚師、紅十字會、橄欖球隊、足球隊、舞蹈團、健康中心、文物部門、實驗室、司機、拉面店和花店店員、歌手、家庭主婦等，來給學生講課和演說。學生們也認為，能成為以上這些部門的一員，愛崗敬業(y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成功的標志。

    一位旅日中國女記者有過這樣的報道——

    日本男孩們的理想大都是這樣的：“長大之后要成為一名新干線的司機！”“長大之后要做個棒球手！”“長大之后要做個消防隊員！”“長大之后要開家拉面店！”

    而日本女孩們的理想則是：“長大之后要開家花店！”“長大之后要做拉面店里的店員姐姐！”“長大之后要做一名歌手！”“長大之后要做個好主婦！”

    相比之下，中國孩子的理想要遠大得多。學生們個個胸懷大志，要做科學家、數(shù)學家的舉不勝舉，或者將來要自己開公司做老板。我們的社會，雖然也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之說，但實際情況還是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入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成功的象征。

    對成功定義的拓展，將使得我們的培養(yǎng)機制、方法和評價體系趨于多元化和多樣化，不再局限于某一種模式。所以我們也就不必過分夸大“虎媽”教育觀念的作用與意義。真正要落實因材施教和個性化教育、成功教育等理念，我們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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