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 :361

　　我也考慮結婚生子，并且在丈夫薪酬足夠高的情況下依靠他過資產階級的生活。我并不覺得這具有貶義。對我來說，女人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如果丈夫收入足夠高，那就很好。然而我對自己說：“在結婚前要有份職業，以防……”我目睹了太多的寡婦要拉扯孩子卻一無所有。1936年還沒有社會保障制度。毀滅人的不只是戰爭，還有經濟危機、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俄國革命和俄國貴族的逃亡。還有疾病……

　　當我16歲高中畢業之后，我想學醫。但我等了好幾年才得以在大學注冊。什么原因呢？因為我母親反對，我父親站在了母親一方：“你現在是我們唯一的女兒。你有5個兄弟。留在我們身邊吧，你又不急著去賺錢糊口。到25歲，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這之前，你要和我們住在一起。在這之后，如果你堅持的話，你就走吧。”

　　我沒有任何理由讓我的父母痛苦。

　　原來我們家有兩個女孩和四個男孩。我是第四個孩子。我的姐姐18歲得了癌癥，幾個月就死了，當時我12歲。在我15歲時，第五個男孩出生了。對我母親來說，她無法忍受自己唯一的女兒離家到外面生活。另外，在她看來，一名女孩選擇了求學的道路，就注定要過著獨身無子的生活。在父母雙方的家族中，我都是第一個表達這種欲望的女孩子。

　　“你不適合做這個。” 我母親重復說。

　　“我想有自己的經濟收入，過自己的生活。”我反駁說。

　　“你可以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然后結婚……”

　　“我想求學并擁有一份職業。”

　　“那么你不想結婚了？你想學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上大學。”

　　“對，是這樣，我想學醫。我對此感興趣，并想確保自己得到一份有價值的職業，哪怕在我結婚并有了孩子后不去工作。”

　　對一名母親來說，女人與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習俗決裂就是走錯了路。在她的社會階層中，一個女人為了掙錢度日而求學是件讓人感到恐怖的事。并且我在冒最壞的危險，就是我母親說的再也不能結婚，這是要剝奪她和我的后代。這是瘋狂的事，是一種恥辱，甚至對像我父母那樣開明的家長來說也是如此(我父母在家里對我們的閱讀從來不作任何限制)。因為我興趣廣泛，喜歡做衣服、聽音樂、從事體育活動，所以我沒有時間讓自己煩惱。我耐心地等待著，無怨無悔。最終我以比同學稍大的年齡開始了學習。當時的醫學專業學生可以馬上在醫院里接觸到人的不幸。

　　還有一項標志性回憶，它顯示了當事人把幼童當作大人來交談的某種自然的輕松態度：弗朗索瓦茲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在意身材，人長得高大還是矮小在她眼中都一樣。

　　童年時我就讀過一個瑞典人寫的幾本書，內容是為女人、男人和兒童設計的體操。那都是些新的畫冊，介紹的都是很簡單的動作，是瑞典家庭體操，依據的原則是：想擁有健康的身體就得從小做體操。我的眼光停留在兒童在雪地里玩雪橇的圖畫上，這是我從未見過的事，仿佛是夢中的人物和童話中的風景。

　　我覺得這美極了。生我養我的父母所做的體育活動只是在假期里騎自行車。

　　這幾幅畫里的人顯得都很高興，兒童看起來在大自然中玩得十分開心。總是穿著裙子、襪子和皮鞋的我很想做同樣的事。而當時我們連在夏天下海洗澡也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

　　我們上了體操課。我母親認為，她個子矮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做過體操！然而，被人以同樣方式撫養大的其哥哥姐姐卻都很高……

　　我并不覺得她個子矮。這很奇怪，她和我女兒的身高相同，只有1.51米，但我并不覺得她矮小。而她卻為自己的個子苦惱，但我的女兒卻并不為此感到苦惱。

　　對我來說，人的身高一點也不重要，只要他們在自己的皮囊中活得很好，并且其肉體與行動欲望保持一致就可以了。至于我，我則既不高也不矮。

　　在測高器下，我的父親、哥哥和姐姐都要被歸入高身材人之列，我最矮的哥哥也有1.76米。甚至當我是孩子時，無論是誰，其身高對我來說都無關緊要，只要他們活得很好并且喜歡交流。這讓我那自稱矮小、而身高實際有1.69米的丈夫十分吃驚！他有著烏克蘭人、南方俄羅斯人的典型身材，但肌肉發達，身體勻稱……但那又如何呢？

　　這又是一種與欣賞高大身材的家父家母以及許多人格格不入的觀點。

　　對我來說，當醫生并非是培養身體的完美，而是把健康與心靈生活、精神生活結合起來，即尋求在為自己而過的生活和與別人的共同生活之間建立一種平衡，而不是追求“規范”。這有些空泛，但我根本不想去尋找“規范”，無論在身體方面還是精神方面。

　　與其弟弟所做的神話漫游讓年輕的弗朗索瓦茲堅信兒童處于知識的源頭，扼殺他們的想象力是危險的。

　　家里最小的孩子出世時我15歲。我母親十分失望，因為她剛失去了長女并且不想再要一個男孩。她像當初對我們一樣給孩子哺乳，但因為忙于“生計”，她把照顧弟弟、領他玩并教育他的重擔交給了我。我給他講從偉大神話中汲取來的故事和傳奇。我得以看到一名幼童是以怎樣一種自然的輕松和快樂方式發展、活躍著一種想象生活，這種生活很可能是真實中的真實。這是集體白日夢中最真實的東西。在他的眼中，神話人物都活在我們中間。在領著他在杜伊勒里公園(jardin de Tuilerie)散步時，我給他看代表索恩河和羅訥河的女性或男性雕塑，他高興地發現在河流的大家族中，江河都是大人，其支流都是他們的孩子，并出乎我意料地記住了它們的名字。長著翅膀的馬，在他眼中還有什么比這更確鑿的東西呢，因為他親眼看到了天馬雕像。在他很小的時候，從他四五歲開始，他就特別喜歡去看博物館，因為在那里他能再次見到他神話中的伙伴。對他最嚴厲的懲罰就是不能去看博物館。于是我就爭取減刑：“只去一個小時。”

　　我的大弟弟菲利普(Philippe)天生一副好嗓子，大家都認為他在這方面可以與西斯廷教堂(Chapelle Sixtine)唱詩班兒童相媲美，他成了我們家的行吟詩人。他模仿英雄姿勢、表演自己創作的史詩片斷，從中我能辨聽出他用自己總在聽風的耳朵隨意捕捉到的成人的片言只語。對于他即興創作的歌劇唱段，可能是因為音量過大的緣故，他比最小的弟弟受到了身邊大人更多的“批評”，盡管小弟弟嘰喳的叫聲也很出奇，但沒有一個大人跟在小弟弟后面責備他瘋言癡語。已長成大孩子的大弟弟只應該忙著做功課，他不時被要求閉口，因為他的歌唱妨礙了別人，可憐的孩子因此覺得受到了刁難。

　　因為可以自由地在語言中遨游，我最小的弟弟雅克(Jacques)輕易就進入了家庭之外的世界，很早就過上了一種輕松的社會生活。而我的大弟弟菲利普(Philippe)的“詩興”則妨礙了家人，我痛苦地看到他的藝術天賦被粗暴對待、遭受遏制。我回憶起在大姐去世之后，他即興創作了一部很長、很動聽的小調清唱劇來哀悼一棵被雷電擊毀的樹。該劇詩歌用一種悲壯的語言無意識地表現了全家的哀悼之情，這種語言從何而來呢？他在長長的宣敘調中插入變調哀歌，用以表達整個森林、森林中所有動植物哭悼同伴的悲痛。我一個人呆在自己的“閨房”里，聽他在自己的“兒童房”里閉門歌唱“不幸”……他關上門是為了不打擾別人。但對我來說，他的歌聲能夠幫助我生活……然后清唱劇中斷了：一個大人的聲音生硬地命令哀傷中的孩子閉口：“你這個沒心沒肺的小東西！全家人都感到悲痛，而你竟然在唱歌！”他很難過，覺得自己犯了錯，便沉默下來。這名多愁善感的小藝術家就像那棵樹一樣被擊倒了……所幸的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傾訴傷感的歌聲又響了起來，最初是無伴奏式的，然后就是由新的悲傷歌詞構成的樸素抒情詩。當時剛滿12歲的我覺得他很勇敢，而他自己卻渾然不知。雖然大人帶著不理解和排斥的態度斥責他，但他別無選擇。

　　我認為，成人社會不應該以年齡、理智和學業的要求為由來扼殺兒童自發的想象力、表達天賦、奇思妙想及其本能(他不帶任何算計和任何私欲地向別人散發閃電、火花、電光以及擺脫任何商業規則的沖動)，而應該讓兒童自由發揮自己的語言，使他們在幼年和青少年時期都獲得綻放。許多禁錮將由此被避免或至少受到限制。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正本清源，尊重每一個人的表現特點。

　　我在照顧小弟弟時，發現兒童是如何處于知識源頭的。他們是提出真正問題的人。他們尋找成人沒有的答案。成人想弄懂兒童一般是為了控制他們。成人應該聆聽兒童，而且能夠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容易發現：兒童在其所分擔的家庭和社會痛苦之外，也根據自己的年齡和自然天賦掌握著生活中愛、希望和信仰的鑰匙。

　　就這樣，我等著開始我的學業。在預計期限到來的兩年前，我母親同意我去學習護理專業。我馬上抓住了這個機會。無論如何，萬一醫學專業像我擔心的那樣過于難讀的話，這總歸是一門職業。

　　后來母親告訴我，她當時是希望我滿足于此甚至知難而退。相反，這實際上對我后來的學業幫助極大，因為很不幸，在攻讀醫學專業時根本得不到對雙手靈巧度和動作效率的訓練。反之作為護士，我們學的是如何服務病人，是在醫院環境的“背面”工作。當“醫生”過來查房時總是要給他演一出戲，只是在他走后，病人或手術患者才不再顧及自己的儀表，因為他痛苦不堪、精神沮喪。醫生身上籠罩著過多的權利或知識光環，家屬不是向他們表達焦慮、心理問題或物質困難，而是向護理人員傾訴這一切及其對醫生診治方法的憂慮和恐慌。這對我來說是一所極好的學校，使我在醫院工作的頭幾年受益匪淺。

　　我就這樣在1933年開始了PCN(物理—化學—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習。這在當時是醫學專業的預科。

　　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作家讓的兒子馬克·舒倫伯格。他是經過專業培訓的石油勘探工程師，但當時他已經在從事精神分析，曾先后在奧地利和英國夏山學校(Ecole de Summerhill)求學，想成為醫生，為的是在法國自由從事精神分析。是他告訴我，如果我想從事自己所說的那種“教育醫學”的話，我應該研究精神分析。

　　開始我很驚訝，因為我曾在中學哲學班為了畢業選修過精神分析學，它對我來說是哲學的一個新的旁支，而我想研究的是人的成長，不僅是玄思，不管它們多么有趣。

　　當時我對精神分析有何了解呢？作為一門學科，它當時只被引入到有限的圈子里，并且在國外比在法國更普及。在父親的書房淘獵時，我曾翻閱過幾本當時(1924年)人們能讀到的介紹弗洛伊德的書籍。在高中畢業會考筆試中，我寫了一篇出色的古典哲學作文。在口試中，考官問我精神分析是什么。我對他說：“精神分析研究的就是一直存在的、無意識的、在夢境中重復出現的童年交錯時空。”

　　當時讓我感興趣的就是這種暫留的共時性，這已經不算太差了。我對那位老師解釋了當時我對精神分析的理解：概念的組合也可能存在于無意識中；在睡眠中，夢的活動讓睡眠者保持憩息，他此時在生理上已經不能擁有人際關系生活，但他會通過把對過去真實經歷的回憶和當前個人欲望相混合的方式對這種生活進行幻想。我的回答讓考官覺得很有趣，于是他問了我精神分析學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那么小姐，性欲的位置在哪里呢？您怎么看弗洛伊德的泛性論呢？”“我也許還沒有很好地理解這一點，但睡眠和夢想方面讓我感興趣的東西證明，其他的東西也應該很有意思。”

　　審慎的考官沒有再堅持問下去……這是在1924年。

　　在我于1933年攻讀PCN時的同學馬克·舒倫伯格指引下，我閱讀了當時用法語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日常生活生理病理學》(Psychopathologie de la vie quotienne)《笑話及其與無意識的關系》(Le mot d’esprit et l’inconscient)《性學三論》(Les trois lecons)和《夢的解析》等(La science des rêves)］。這對我是一種啟示。此外，我也為自己因選擇實現自己的學習計劃而擾亂了家庭秩序而深感愧疚。

　　當我在馬克建議下去找勒內·拉弗格，和他談自己內心的慌亂并受到其接待時，我產生了極大的焦慮。我所接受的傳統精神分析持續了3年。對那個時代而言，這是一次時間漫長的精神分析，這種體驗是罕見的。我堅持了三年，其間只因為度假中斷了一個月。在法國，我的特別之處在于我結婚生育之前就接受了上述精神分析。我還沒有了解到有其他和我同代的精神分析學家這樣做過。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這段經歷對我作為女人的生活和職業均幫助極大，另外我認為這對我自己的孩子來說也是一次機會。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我明白了我母親想把我留在身邊是出于母愛，為的是補償她大女兒悲劇性的去世。對她來說，我在家里的存在成了一種必要的陪伴。在她看來，當醫生對女人來說意味著再也無緣于任何家庭生活。這是一種迫使女人獨身，即孤獨一生、會遭遇形形色色危險的職業。

下一篇:偶然事件啟迪孩子的一生 下一篇 【方向鍵 ( → )下一篇】

上一篇:旅途中的好時光 上一篇 【方向鍵 ( ←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