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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人：張春紅

　　年齡：27歲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狀況：1997年結婚

　　健康情況：1999年生育頭胎，有流產史職業：某電信臺接線員

　　個人檔案

　　我清醒時是在醫院里。醫生用那樣的眼神對我講：“還得做一次清宮手術，誰送你來的？有人簽字嗎？”我是個正經女人，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惡心的臟物，一時間，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臟物堵住了，不吐出來就要憋死……別再提懷孕這一回事，這是我的傷疤。

　　我的故事從開始是跟吃有關。

　　我在24歲這年結婚。結婚時與老人一起。我丈夫，他是他們家“老疙瘩”。他說是父母年紀大了離不開他；婆婆說是他離不開父母。依我看，他們互相依賴著，主要體現在吃上。他們真是一個鍋里吃了一輩子，口味分毫不差一厘，甜菜、甜粥、甜餅子……

　　我結婚后自然也被改造，改造的不痛苦是因為女人天生不拒絕甜食。我的一家人(他爸、他媽、丈夫、他妻子我)都是這么胖的像球一樣。能不會與吃糖有關？只是我們身體都沒病，我們挺坦然地吃。

　　那是結婚半年后的一天，起初是昏昏欲睡，后來是聞著甜味就惡心。全家人知道我懷孕了，婆婆做飯便很小心把廚房門關緊。丈夫開始也興致勃勃哄著我吃了兩回館子。余下的每頓飯我捏著鼻子戴著口罩給自己下廚，湊合著喝什么味也沒有的粥，面條。

　　沒想到后來的許多日子對甜味的厭惡發展到神經質。不但不能聞連聽到甜字都惡心。那天我從老遠地方下班回到家又餓又累，可特別想吃魚，就在路上買了條魚。我不會做魚就把魚收拾好切成三塊，等丈夫回家后與他媽商量做魚，能不能給我做塊不甜的魚呵？沒想到丈夫認為我給他出難題，他說他媽那一把歲數了怎么能為我改口味？不如帶我到飯館吃魚。我沒讓你媽改口味呀！我只是想自己不吃甜魚，我累得要死不想吃飯館，吃口家里的飯都不行？我丈夫認定懷孕把我變得刁蠻了，不講理。我委屈極了，我今天就偏想吃家里做的不甜的魚！我關上屋門嚎啕大哭。我怎么這么倒霉，父母不在北京，結個婚也不像有家的人，住在人家像旅館，嫁個丈夫手比腳丫子還笨……

　　我婆婆聽到我們倆在屋里又哭又鬧，竟然一句也不吭，那一刻我恨這一家人。

　　第二天早晨，我下身開始流血，很少量的，我的整個身心還在怨恨里，見到血麻木著沒有反應。我不想上班去，不想吃飯，不想洗臉。我躺在床上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想，那個手比腳還笨的丈夫結婚以來對我的無情無義。他是這么自私的家伙，我們并沒有想要孩子，可他拒絕用任何工具，他也從不關心你用什么措施，說多了，他只說句：你別打我的主意就行，你在身體里安什么我不懂。他興致來時捧著你、哄著你，那時天上的月亮他都答應替你摘。可他沒有需要時你就是他們家一臺洗衣機。

　　我就這樣在床上躺了一天，他們家人沒有搭理我一句。我丈夫連電話也沒有，我那個氣呀恨呀。我不能在這個家呆下去了，他們拿我當人嗎？我還是人嗎？我收拾了一點行李，拿了家里的一些存款。我決定去住旅館。趁他下班前走，我不想給他留條子，我要讓他找不著。

　　我其實就在家附近的一家旅館住下的。開始堅持每天上班，就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旅館里沒有飯吃，我不得不東一口西一口胡亂湊合。夜里空蕩蕩的小旅館里經常看見不三不四的人，我一夜一夜不敢睡覺，睜著眼，想著我丈夫和他一家人的可惡，我想象著一個一個報復的計劃。

　　那幾天，我對身體上的變化沒有知覺，可能是一門子生氣，直到一星期后的一個早晨，肚子絞著劇疼，血和黑乎乎的血塊突突地往外涌。我當時認定我要死了，沒有這樣的痛法，我在床上打滾，拼盡力氣聲嘶力竭大叫。后來，可能是服務員來了，把我抬到醫院去了。這些我都不知道了。

　　我清醒時是在醫院里。醫生很那樣的眼神對我講：“還得做一次清宮手術，誰送你來的？有人簽字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覺得醫生那種眼神讓我受不了。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了？我就是沒人陪著，沒人簽字，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惡心的臟物。我是個正經的女人。

　　一時間，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臟物堵住了，不吐出來就要憋死。我沖口而出：“我是個正經女人干嗎要讓別人簽字？！”我掙扎著把身份證、工作證擺到醫生面前，醫生很煩地把那些東西推開走了。

　　可能是從打架慪氣離家出走到醫院受白眼，一直在怨恨悲憤的情緒里掙扎，精神極度敏感郁悶，對流血流淚已經麻木。剛一躺在清宮手術臺上，我便低聲怪笑起來，真的挺可笑的，瞧瞧那一張張走了形的臉，這哪是人臉，人的模樣？就說我自己，瘦得干柴扒骨，叫醫生的那個年輕女的，在我身上折騰這兒動動哪兒，整個就是被拆卸成了多少塊的柴雞……我本來就該被宰被吃。母雞不生蛋，被宰被吃的邏輯不是從來就被我丈夫那類的男人和我丈夫的媽、我丈夫生存的社會不聲不響地受用著嗎？這有什么怪呢？

　　人吃飯，雞生蛋。這道理真是樸素又簡單喲。我都不生蛋還要不吃甜飯，所以我丈夫不以為然，醫生也覺得我有神經病。

　　出院時，我已從一只雞變回了一個人。我已經很平靜了，只是我雖然把自己當人看，但我不再看重正常人很看重的東西：比如說，周圍的人漠視你的存在，你家人對你不冷不熱，你丈夫———想起我丈夫，我的心情還是平靜不下來。

　　我鐵不下心離婚，可又不知這日子往后怎么過。我丈夫呢，自從他從醫院里把我接出來，倒是鐵了心不離婚，還發誓不僅把我當人待，還以我為中心。回家一個星期，他倒真有行動，為我進廚房學做魚，說一定要做出不加糖還有滋味的咸魚。

　　我本來就不是得寸進尺、得理不讓人的女人。甜魚我現在也能吃了，反正甜的咸的都那么回事，只是有一條我流血流淚總結出的生活邏輯，我鄭重地向我丈夫談出：婚可以不離，日子可以不咸不甜地過，但別提懷孕這回事，這是我的傷疤。

　　“就是說不能要孩子了？”我丈夫小心翼翼地問。“我不反對你要孩子，但我不能懷孕，我不能把自己變回一只雞。”

　　我丈夫認為我無理取鬧，就像那次非要吃家做的不甜的魚一樣。“不懷孕，怎么要孩子？”

　　我說那我不管。

　　就這么僵持著，一天天的日子當然也就過不出活力。怎么能找回生活應該有的活力呢？我真的已經無奈了，因為我說的話是認真的。可丈夫挺有信心，因為他認為我這么僵著是報復他，是那股女人的氣還沒有出完。

　　我呢，干脆早把做女人生孩子的事放后腦勺去。開始自顧自忙來忙去。白天晚上忙上各種業余班，忙跳糟換工作，我還這么年輕，干嗎不給自己奔前程呀！看我整天興致勃勃的，丈夫說看著眼暈，但還是挺高興。

　　可他家不高興了。婆婆的臉越拉越長，找碴說我整天不著家、沒正事在外逛、不做飯、吃現成的。有天還話里話外教導我：女人的正事就是生孩子過日子。說不生孩子的女人心是野的，早晚要飛。

　　經不住三天兩頭當著、背著我的面兒這么敲打，我丈夫坐不住了，每天晚上急得都像熱鍋上坐著的螞蟻，鬧得我不得安寧。

　　那天，我發現情況忐忑不安地到醫院得到證實時，真是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懷孕了。怎么會呢！一直用安全套，萬無一失呀！我把這事跟他一說，他樂瘋了。說是在安全套上扎了幾個洞，我一聽氣得渾身直哆嗦，真是個無恥的騙子。我氣瘋了。

　　你想，倆瘋子就打吧，我也沒理智了，逮著什么就砸，又哭又鬧非離婚不可。我丈夫被我鬧得也直掉淚(他還真很少掉淚)，說他實在想不明白生孩子這事在我們家為啥這么難、這么嚴重？他掉著淚說，他也30多歲的人了，盼子盼得望眼欲穿怎么不對？還檢討說騙我是他的錯。然后他就給我跪下了。說離婚、生孩子我做出什么選擇都不攔著。

　　我心軟，看他那樣兒，一下子鐵定的心就慌了。最讓我受不住的是他媽。天天守著我哭，哭她如何如何命苦。就這么個兒子，也不指望我們什么，只想趁還能動彈，幫我們一把，帶孩子……

　　哎呀，就跟高壓受刑一樣，他家使的是心理戰術。我心里明白得很，但既然下不了決心離婚，夫妻也還不甜不咸有點感情基礎，我只有徹底投降的份兒。

　　這次懷孕可不得了了，我一下子成了國寶大熊貓。重點保護對象，他家體貼的方式就是吃，全家總動員，不要說咸魚，甜、咸、苦、辣，東西南北，他媽上陣、兒子采買，不出兩個月我就像被吹起來的球一樣，走都快走不動了。

　　外人見一家人忙得團團轉這么侍候我，羨慕的不行，說我真幸福，該知足。可我不知為啥始終不能從心底高興起來，總覺倒霉的是自己，偏生就是女人，為他家作貢獻、當工具使，就該享受侍候，誰叫他家非要生呢！

　　我覺得不能說懷孕時對孩子一點感情沒有，但前面說的這種心情總是時時翻上來，對肚子里的孩子的存在就有些麻木。我真沒人家當媽媽的那么陶醉，聽著胎心、捧著大肚子傲氣的要命。沒那種感覺。越到后來，越覺得挺吃力、又胖，都不敢見人，尤其是見熟人，男同胞，多不好意思，瞧我那樣兒吧，不好聽的，吃得像個胖豬，蹭著走。

　　我到生產時恨不能趕緊早產，最后那些天，特躁，心情煩躁得要命，我就拍著肚子說：快出來吧，熬死我了，再不出來，我就提前剖了你。

　　我是剖腹產。孩子太大，9斤多。沒法生，醫生都怪我，怎么吃成這樣，也不控制著點。哪由得了我呀，咸的、甜的，不把那堆營養吃進去，我丈夫、婆婆不跟我急。我不就是一個營養的垃圾桶嗎，我還是什么？反正我不配是母親，我當初沒想當母親，從第一次流產那會兒，我可能被傷著了。

　　當然，我現在可是個好媽媽。當媽的感覺是生完后慢慢找著的。

　　舞蹈家鄧肯在自傳里曾描述過自己分娩的經歷，她說那種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還可怕”的酷刑，每當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由此她痛罵“科學難以言狀的自私和盲目……讓無數婦女依然受苦如故……”

　　歷史上稱得上優秀的女人在生育上遭此厄運的不在少數：廬隱因分娩而死。宋慶齡、鄧穎超因戰爭摧殘終生未育……甚至，史料上說，魯迅在許廣平生海嬰時曾被醫生這樣問過：保孩子還是保大人？

　　事實上，科學的自私和盲目在以往遠沒有社會文化觀念對女人的摧殘更嚴重。

　　被鄧肯視如酷刑的生產不僅反映在肉體痛苦中，更慘無人道的是表現在將女人完全等同于生育機器。

　　“一個母親，就像某種昆蟲，既已終了她的傳種的義務，就死在隨便哪個地方。”(易卜生《玩偶之家》)

　　因此，才出現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西蒙·波夫娃對母親角色的質疑。當有人問她是否會為沒有做過母親而遺憾，她反詰，為什么從來沒有人去問過薩特會不會為沒做過父親而遺憾。

　　今天的女人早已不甘于做“某種昆蟲”。女人們也懂得了權利的使用。但在生育選擇中，婦女的個人意愿、決策自主權終究占多少比分？不容樂觀。

　　影響婦女對母親角色期待、認同的不良因素來自于丈夫和家庭。比如對待妻子(媳婦)懷孕、流產的態度使她依然感覺到自己是生育工具，使她因此產生逆反心理———否定母親角色。最終拒絕生育，或者在麻木和無可奈何的狀態下懷孕分娩。

　　許多婦女有過這種心理體驗，生育不是自覺自愿的選擇，是被動的接受，對母親角色缺乏心理準備，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轉換。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選擇應該說更是一個家庭的(父母)選擇，有時依舊是家族的選擇。而這就意味著，在一個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種投資。孩子是有價的。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生育行為最終由經濟利益所決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釋，實質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決策者們用實踐詮釋著。在投入、產出中，往往將婦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擱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輕夫婦越來越多地選擇不要孩子。選擇的背后，更實質的是利益的權衡、投入產出的計較，是生孩子還是買跑車的矛盾沖突。

　　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欲望，但看來往往會削弱而且常常會徹底破壞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經濟引領著女性在享樂的欲望中沉迷，會不會最終徹底泯滅女人渴望做母親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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