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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嬰：魯迅之子，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年～1960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60年起在國家廣電總局工作。現(xiàn)任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上海魯迅文化發(fā)展中心理事長，紹興魯迅紀念館、廈門魯迅紀念館名譽館長，北京魯迅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顧問，北京魯迅中學、紹興魯迅中學名譽校長，中國魯迅研究室、中國無線電運動協(xié)會(CRSA)顧問等。曾任全國人大第四、五、六、七屆代表，全國政協(xié)第八、九屆委員等職。

    在周海嬰的京西公寓會客廳的窗下，豎立一尊深棕色的魯迅半身塑像：莊嚴、凝重。左邊墻上懸掛一幅魯迅半側(cè)面沉思速寫，旁邊是用鏡框鑲嵌的魯迅手跡。

    作為魯迅獨子，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海嬰定居北京，目前致力于上海魯迅文化發(fā)展中心的發(fā)展，為維護魯迅的權(quán)利，弘揚、普及魯迅文化，保護魯迅文化遺產(chǎn)而工作。

    現(xiàn)代著名詩人，社會活動家柳亞子曾經(jīng)說過：“近代對于兒童教育最偉大的人物，我第一個推崇魯迅先生。”魯迅是文化革命的闖將。因他擅寫雜文，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有人就認為他一臉正氣，為人嚴肅，缺少人情味。其實，魯迅既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寬厚的丈夫，慈愛的父親。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任教，其后與許廣平相識，從1925年3月起，魯迅和許廣平通過書信建立了戀愛關(guān)系。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魯迅遭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于是，他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魯迅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務(wù)主任。1927年10月輾轉(zhuǎn)到上海，與許廣平在上海喜結(jié)良緣。1929年9月27日，周海嬰在上海出生。

    海嬰是意外降臨于人世的，因為當時魯迅覺得生活無法穩(wěn)定，不能給孩子一個良好的成長環(huán)境。如果有了孩子，就意味著撫養(yǎng)、教育等一系列的責任。如今自己顛沛流離，孩子豈不更要吃苦？基于這些考慮，小海嬰并不在父母的計劃之內(nèi)。但是，孩子的出生還是給年近50歲的魯迅帶來了莫大的欣慰。

    魯迅給自己剛出生的孩子起了一個小名，叫“小紅象”。因為他和許廣平互相通信過程當中有用“白象”作為他們互相之間的愛稱。而孩子一生下來，皮膚是發(fā)紅的，所以以“小紅象”作為對孩子的昵稱。魯迅為孩子起正名時想到：自己在上海住了10年，對這個城市很有感情，孩子又是在上海出生，所以取一個上海的“海”字，“海嬰”意思就是上海的孩子。名字取好后，魯迅對許廣平說：“如果孩子長大，他不喜歡這個名字，可以改。”但是，直到現(xiàn)在，周海嬰仍覺得自己的名字很有紀念意義，因此一直用著。

    順其自然傾聽孩子心聲

    上海的夏日，烈日炎炎，當時生活條件有限，家中沒有電風扇，小海嬰經(jīng)常熱得滿身都是痱子。這個時候，魯迅就會把海嬰抱在床上，一點一點地為孩子涂上痱子藥水，這時候許廣平會在一旁關(guān)切地扇著扇子，而此時最舒服的就是躺著“享受”的小海嬰。

    魯迅對海嬰的教育并未如三味書屋里的壽老師那樣搞各種形式的單獨授課，每天檢查督促作業(yè)，詢問考試成績等。而是像海嬰母親在《魯迅先生與海嬰》里提及的那樣：“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nèi)。”父親這種教子方法在當時是極為逆反的，也招致許多人的非議。為此，他曾寫下“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作為回應(yīng)。

    海嬰小的時候非常喜歡各式各樣有趣的玩具，魯迅也一改平日只光顧書店的習慣，常常在一些雜貨店和賣玩具的攤位上駐足，花心思為孩子挑選玩具。一次，他給海嬰買了一套木匠工具，讓海嬰模仿工人勞動。海嬰高興得手舞足蹈，拿著它四處敲敲打打，完全沉浸在當工程師的意境中。魯迅的一位朋友曾送給海嬰一輛兒童三輪腳踏車，海嬰天天騎著它，騎破了，懇求父親為他再買輛新的。

    盡管魯迅平日生活非常節(jié)儉，但是，看到孩子因為經(jīng)常騎車鍛煉而變得結(jié)實強壯的身體，欣然同意了孩子的要求。在他認為孩子的童年應(yīng)該是歡樂的，而游戲玩耍可以使孩子解放天性，獲得收益。

    魯迅非常珍惜同孩子相聚的時間，這對惜時如金，徹夜工作的他來說是非常不易的。周海嬰說：“他的幼年是十分幸運的，凡是有益于兒童身心健康的電影，父親總是陪我去觀看，像《泰山之子》、《米老鼠》、《仲夏夜之夢》都是我那時鐘愛的影片。”

    有一次，吃晚飯時，海嬰聽說享譽世界的“海京伯”馬戲團到上海演出，簡直是心花怒放，迫不及待地想去觀看。但魯迅考慮到馬戲團大多為猛獸表演，且在深夜臨睡前，擔心孩子受到驚嚇，沒有帶他去看。海嬰當時并不理解父親的苦心，十分失望。

    父親注意到了孩子的情緒，第二天便耐心地對他說明了原因，答應(yīng)再找別的機會，白天陪他去觀看。魯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午后同廣平攜海嬰去海京伯獸苑。”魯迅說：“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fā)達。”

    平等對話尊重孩子意見

    作為父親，魯迅對于孩子說的每一句話總是細心地聆聽，尊重孩子的想法。

    有一天，魯迅在家宴請朋友，桌上擺了一盤魚丸，海嬰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好動，先夾了一個嘗嘗，覺得味道不新鮮，就嚷菜壞了。大家從大盤中揀來嘗了嘗，都說是新鮮的，以為是孩子隨便亂說，不予理會。但魯迅卻認真地對待孩子的意見，把海嬰碟子里的揀來嘗了嘗，果然味道變了，趕緊吐了出來。魯迅說：“孩子說不新鮮，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殺是不對的。”

    魯迅經(jīng)常通過講故事的方法，激發(fā)孩子的想象力，拓展孩子的思維空間。他會聲情并茂地為孩子講述狗熊如何生活，饒有興致地為孩子細心解釋蘿卜如何長大。他說過：“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語言；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他記得自己讀私塾時，曾問先生什么叫“怪哉”，先生的回答是“不知道！”他絕不愿意海嬰也遭受這種不能問和不敢問的冷遇，他總是啟發(fā)海嬰提問。海嬰稍大，開始用童心探索世上的奧秘時，就用一串串的問題去打擾父親了。海嬰的問題盡管是幼稚荒唐的，可有的問題卻大膽地觸及了世界的本源。對這一切，魯迅總是含笑地傾聽著，耐心地解釋著，盡量不使海嬰失望。

    魯迅給人寫回信一般都是在下午。回信時，他會根據(jù)寫信的對象來選擇信箋。魯迅非常喜歡藝術(shù)，所以他買了很多信箋，這些信箋是根據(jù)收信對象的不同而有所選擇的使用。有意思的是，他選擇寫信的時間通常是小海嬰放學回家的時候。

    周海嬰回憶道：只要他看見父親寫信，拿信箋，自己就很積極地幫他挑選。當時他并不了解父親挑選信箋的意義，只是以一個孩子的審美觀來選擇信箋。如果自己挑選的信箋圖案、內(nèi)容和父親愿意回復信的這個對象不一致，父親就會比較為難，但又不直接說，只是委婉地表示“你怎么選一個這個？”，或者說“選一個牡丹花的信箋寫給一個不太認識的朋友，那就不太好了。”然后用商量的口氣問：“是不是再換一張？”直到兩個人互相達到一致，才最終決定寫信的信箋。

    周海嬰說：“一位叔叔為我買來了兩套叢書《兒童文庫》和《少年文庫》，每種幾十冊。母親收藏了內(nèi)容較深的《少年文庫》，讓我看淺顯的。我反復翻閱了多遍，不久翻膩了，向母親索取《少年文庫》，她讓我長大些再看，而我堅持要看這套書。爭論的聲音被父親聽到了，他便讓母親收回成命，從柜子里取出來，放在一樓內(nèi)間我的專用柜里任憑選閱。這兩套叢書，包含文史、童話、常識、衛(wèi)生、科普等等，相當于現(xiàn)在的《十萬個為什么》，卻著重于文科。父親也不過問選閱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幾篇，背誦哪幾段，完全‘放任自流’。”

    不圖虛名讓孩子自食其力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點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里病逝。那一天，在海嬰的記憶里，從早上被叫醒的那一刻開始，一切都變得不同了。當時海嬰還是個在上學的孩子，每天早上極不情愿地在美夢中被催促聲叫醒，接著聽到的便是“要上學了，快點！”然而那一天早上，并沒有人催促他動作快點，更是連學校都不用去了。小海嬰心想又不放假，又不是周末，怎么不用去學校呢？一直照顧他的阿姨對他說，穿好衣服后先不要下樓。孩子嘛，越是不讓他干的事情，他就越好奇。他一下樓，就看見自己家里來了很多人，屋里屋外全站滿了人。滿心疑惑的他，用目光在人群里尋找著母親，當他看到母親并跑過去的時候，他看見父親躺在離母親不遠的床上。母親拽著他，不讓他過去，那一瞬間，小海嬰立刻明白了，自己沒有爸爸了！

    魯迅臨去世時，留下的遺言收錄在《且介亭雜文末篇》中名為《死》的那篇文章。對于孩子的未來，魯迅自然是希望“后來居上”的。他說過希望他兒子做父親做得比他還好。但是，對子嗣未來謀生的手段，魯迅卻寫下這樣的遺囑：“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shù)家。”魯迅的話沒有限定孩子的發(fā)展方向，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相較于那些徒有虛名，華而不實之徒是更有意義的人生。

    這一教誨始終貫穿于周海嬰的一生。魯迅去世后，周海嬰用自己儲蓄多年的壓歲錢交納學費，報考南洋無線電夜校，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后開始走上科研道路，最終成為一名無線電專家。他曾擔任過中國電子學會理事，一直從事廣播電視規(guī)劃工作。人生有很多東西不能永遠存在，但父親給予海嬰的愛卻是永恒的。

    (本報實習記者丁思穎根據(jù)《魯迅與我七十年》、《關(guān)于魯迅的生活》和《魯迅回憶錄》整理)(本版由內(nèi)蒙古大興集團協(xi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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