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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是教育的第一責任人，在孩子出現各種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反思自己是否將教育的權利拱手相讓，盡到了責任。責任還意味著要有科學的方法，真正懂得如何教育孩子，過高的期待孩子傷不起、教育背不起。

　　近日，北大一名應屆碩士畢業生在網上發帖說，自己找了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家人覺得丟臉，父親還惡語相加。在這位父親的眼里，從北大畢業的學生，不僅拿百萬年薪易如反掌，還應該去當市長、省長。

　　再看看媒體的另兩則報道：成都石室天府中學前不久召開家長會，宣布暑假不補課。一名高三學生家長立馬打報社熱線投訴：“學校暑期居然不給娃娃補課了！太不公平了！”青島有一個叫孫正雯的女孩，因為做作業做得晚被罰在水泥地上跪了一夜，母親還在她的膝蓋下放了許多碎玻璃渣，這名少女因不堪忍受家暴而跳樓自殺。

　　媒體的報道、坊間的議論，都指向一個尖銳問題：在今天中國教育的發展進程中，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長扮演著什么角色？起著怎樣的作用？當然不能說，家長是阻礙孩子健康成長的“負力量”，但越來越多家長成為“兩高一低”型(高期待、高焦慮、低水平)家長也是事實。

　　今天，教育發展有很多難解的“結”，比如學業負擔問題、素質教育問題、考試改革問題以及就業問題。不難發現，教育之所以動輒得咎，難點問題之所以不易解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每個“死結”的一端，都連著數量眾多、充滿著各種期待的家長，他們不自覺地與教育規律和孩子成長規律較力，成為一股“執拗的力量”。這種力量引導不當，極易導致教育的失敗。比如，藥家鑫從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管束極嚴，每天就是學習、練琴兩件事，父親甚至會把他關到地下室里，只有吃飯才能上樓。這種高期待實際證明是有害的，孩子傷不起，教育更背不起。因此說，要教育好孩子，家長首先要教育好自己。家長的心態決定著孩子的狀態，家長的水平決定著教育的質量。

　　我們還有必要溯本追源，當下家長的這種高期待和高焦慮從何而來？文革十年，有一代人錯失了上大學、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于是當他們教育子女時，經常說：“你們不能再被耽誤”，這種迫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的家長多是“60后”、“70后”，很多人接受過高等教育，讓子女“圓大學夢”的訴求并不強烈。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職業教育的蓬勃發展既拓寬了孩子成才的路徑，也消減了“高考改變命運”的邏輯必然性。既然如此，今天的家長又在孩子身上寄托著什么夢想？他們為何群體焦慮？

　　筆者以為，家長的期待和焦慮根本上是社會問題。在社會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社會秩序和心理都在重建。很多心態失衡的家長甚至把孩子的學習成績當作“面子工程”，看得比自身的工作成績更重要。網上流傳，有一名農民工對一名“富二代”講：“我不敢和你比金錢，你敢不敢和我拼兒子？”此外，“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的傳統在民間依然根深蒂固。再有家庭問題，今天城市多是獨生子女家庭，在子女教育上表現出來的問題是過度呵護，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比多子女家庭的要高很多。最后就是社會用工問題，整個社會仍然沒將學歷和能力有效區分，一些單位招聘時奉行“學歷查三代”，其思想根源就是學歷崇拜。

　　就社會學意義而言，家長的高期待和高焦慮是轉型期的癥候之一。但就個體而言，家長完全可以選擇不成為“焦慮的大多數”。事實證明，有著合理期待的家長，孩子即使輸在了起跑線上，人生長跑的速度和耐力也高于高期待家庭的孩子。

　　我們還要理直氣壯地提出一個命題：教育的第一責任人是家長。孩子身體不舒服，家長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醫院找醫生檢查；孩子學習成績不好，家長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學校找教師補課。家長自己做什么呢？負責安排孩子的衣食住行。這看上去很公道，但家長卻在無形中放棄了自己的教育責任。

　　再有，正如孩子的不少疾病，本身就是父母不懂得如何養育孩子而造成的。孩子在學習上出現的問題，很多也與父母的期待過高以及沒有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習慣有關。

　　責任意味著要有科學的方法，要真正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家長應該擴展自己的視野，豐富教育的常識。在孩子成長的整個過程中，父母都是教育的第一責任人，在孩子出現各種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反思自己是否將教育的權利拱手相讓，是否盡到了責任。

　　對家長的教育也應該引起社會重視。要建立各種類型的家長學校，幫助家長學習育兒常識。此外，現在雖然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但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家庭教育的問題。通過立法把家長的教育責任落到實處，在今天顯得愈發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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