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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要求爸爸的歸位
在這個時代,爸爸們占有一席之位,但卻沒有權威。他們有象征性的位置,卻沒有實質性的地位。現如今,韓國的社會風氣有很多地方與“無父社會”的時代特征十分吻合。
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象征權威的爸爸們的立足之地。下班回到家,按門鈴沒人會回應,因為家人們覺得這已經無關緊要。現在又有多少個家庭能做到,當忙碌一天的爸爸回到家按門鈴時,會跑出去開門迎接呢?
所以,時代在要求爸爸們全副武裝、以嶄新的權威回歸。如今已經不容許爸爸們再像上個世紀那樣盛氣凌人地對家人“頤指氣使”了,而是要求爸爸們得秉承著媽媽般博大的關懷與慈愛。
徹底丟失的權威、打亂位階的社會、蔑視法律與秩序的社會、缺乏關愛的社會,這并不是社會應有的面貌。越是先進發達的國家,就越應該樹立權威、提倡遵紀守法,并施與每個人關懷。
當然,現在也有些爸爸只會高喊權威。不過在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爸爸的權威、力量和權力已經失去了力度,其程度之深導致我們來到了一個需要再次呼喚“爸爸”的時候。只不過現在我們需要的爸爸是懂得放下架子,與家人和睦相處、平心靜氣地溝通,細心地傾聽,安安靜靜地履行領導責任的爸爸。如果在滿足了上述要求之余,還能具有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引導整個家庭關系的積極影響力,那么這樣的爸爸更是會受到大家的尊敬。
但現在具有家庭關系引導能力的男性明顯少于女性。男性通常都是目標指向型。所以見朋友或其他人的時候必須要有目的和原因。不會為了閑聊而吃飯或喝咖啡,就是源于男性的這種目標指向型特征。
不過為了子女教育,爸爸們有必要從媽媽那里學習一些維持家庭關系的方法。為了引導子女們實現目標和夢想,爸爸對子女們要努力做到像媽媽那樣的細心呵護與關懷。
爸爸要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堅持做孩子堅實的后盾。不論是窮爸爸還是富爸爸,只有爸爸積極參與子女教育,我們的子女才會幸福,我們的社會才會穩定。為了讓子女體會到真正的父愛,爸爸們應該以身作則,讓“燈塔”始終為孩子們照亮方向。
我的爸爸去世已經有20多年了。那時,我高中二年級。在那個暴風驟雨的夏天,爸爸結束了只有常人一半的生命。不知他為何要如此匆忙地離開我們……現如今,已經活到爸爸當時那個年齡的我,似乎可以體會到生活的分量。作為爸爸或者是一個男人,那份沉甸甸的擔子已經在我肩膀上壓了多年。
某一天,在整理爸爸遺物時,我發現了一本塵封已久的日記本。雖然從小就常常見到爸爸在本子上記錄一些潦草的文字,卻不知道里面都寫了些什么。本子的一側清清楚楚地記錄著一筆筆貸款的款額,其中一部分也許是還清了吧,已經用粗重的橫線勾掉了。
爸爸當時為了我們四兄弟的大學學費,看樣子每月都要靠借貸款來維持。托爸爸的福,我們兄弟都順利讀完了大學,而且在我們當中還有拿到博士學位的,這在當時我住的地方,可是罕有的。不過這其中不能抹滅了姐姐一直以來的付出,上完小學后,姐姐連中學都沒有讀就放棄了自己的夢想,為的是讓我們兄弟幾個考上大學。
《周易》中記載,成功的條件是“不家食,吉”。意思是,如果不能養活家人,從結果上來說,是對人生有利的。也也是在嘲笑,如果只是急于養活家人的話,反而不會成功。
直到20世紀70年代,韓國大部分的家庭,都還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困難的家庭中,對于子女教育,父母要在子女中作出一定的取舍。這時,受儒教傳統思想影響的家庭就要犧牲女兒,讓兒子繼續念書。“大女兒是家底”這句話可以說是男尊女卑的遺風。無論是女兒還是爸爸,都只能接受這樣的殘酷現實,因為拿著只能糊口的生活費是不能供所有的孩子上學的。
但就連先緊著讓兒子上學,也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做到。那時也有很多爸爸由于眼前的生活拮據,將孩子們送到了工廠,而不是學校。盡管理由是孩子的成績不理想,但是只憑中學的成績就斷定將來的人生并不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過,生活在20世紀70年代的窮爸爸們,迫于艱苦的現實生活,大多數人還是表現出了目光短淺的一面。就好像在趙廷來的小說《阿里郎》里面描寫的一樣,想要成為百萬富翁的鄭翔圭由于舍不得錢,于是不允許自己的子女上大學。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父母像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即使有錢,也不會給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
幸好我的爸爸是以長遠的眼光作出的決定,我們兄弟幾個才有幸成為了教育的受惠者。當進行子女教育的時候,爸爸們要時刻銘記教育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
英國最杰出的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讀小學和中學時,成績一直是班里的最后一名。高中時期雖然就讀于英國名門學府哈羅學校,可是在那里他也沒有顯露出鋒芒。高中即將畢業的時候,丘吉爾終于茅塞頓開,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如果那時丘吉爾的爸爸沒有送他教科書、沒有送他上學、沒有默默地相信并支持著兒子,那么也就不會有后來指揮英國人民抗擊德國納粹的偉大功臣了。溫斯頓·丘吉爾在《我的早年生活》一書中如實寫道:“那時候,唯一讓我開心的事就是閱讀。在我九歲半的時候,爸爸送給我一本《寶島》,我還記得當時自己認真讀完了整本書。我覺得自己在功課上很用功,但在班里卻總是排在最后一名。”
如果丘吉爾的爸爸因兒子總是排在最后一名這件事覺得憤慨或者是丟人,而作了另一種選擇,那現在結果會是什么樣呢?在我們周圍有許多社會名流或者高官、教授,甚至著名大學的院長,都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國留學。尤其是當自己的孩子成績不理想時,害怕被別人發現那是自己的孩子。就好像有句話說“孩子(兒子)是父母的冕冠”一樣,這些人把子女成績不佳的事實當成了自己的羞恥。
秀才之鄉——全州柳氏宗室的教育方式
全州柳氏是韓國的名門望族,朝鮮后期出現了繼承退溪學正統的定齊柳致明(1777~1861)和義兵將帥柳麟錫等知名人士。不僅如此后,還培育出了許多優秀的學者、作家、教授等等。其中,詩人柳岸津(首爾大學教授)、作家李仁和(本名柳哲均,梨花女子大學教授)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
為安東全州柳氏(水谷派)的誕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當中,柳奉時(1654~1709)先生可謂是功不可沒。在名門的初創時期,總會有一位為子女教育打下基礎、樹立家族優良傳統的先人,無名的柳奉時就是其中一人。水谷派在柳奉時和他的兩個兒子在世時期,被命名為新三柯亭派,在其中充當決定性角色的人物就是柳奉時。
柳奉時生活在肅宗時期,雖然是一位鄉間的隱士,但卻有著家族企劃者的崇高地位。換句話說,全州柳氏在柳奉時這樣一位企劃者出現之后才有幸飛黃騰達,成為一代知名家族。雖然柳奉時既沒有科舉及第,也沒有達到學問的至高境界,但卻通過子女教育使全州柳氏成為了名門望族。
柳奉時敦厚友善,虛懷若谷,秉承詩禮傳統。膝下育有二子,皆才華橫溢,實乃可塑之才。村中魚龍混雜,若要育子,實屬不易。柳奉時遂攜兩子前往渭川山中,與世隔離,專心施教,歷經十載有余。其因只為育子清心之欲。粗茶淡飯,穩其治學之心。書中之意,了然則以,不求甚解。修繕品性,陶冶情操乃曠世之大業也。
摘自李浚衡《三柯亭記》
1674年,柳奉時帶著兩個兒子升鉉和觀鉉離開了務實宗宅,到十里以外的渭東安了家。這時柳奉時對妻子說了自己的見解。
“如果我們不教育好子女,便對世人無可交代。把家搬到渭川建好房子,育子十年,讓他們成人后參加科舉吧。”
柳奉時為了教育兩個兒子而編撰了一本書叫《三柯亭》,并為了制作教鞭,在院中栽種了三棵柯樹。他欲將兒子教育得像清溪一樣,為日后家族奠定基石。
柳奉時為教育兩個孩子而帶他們離開了原來的宗宅。當時他的行為可以看做是當今社會中為子女教育而移民到首爾或者美國的舉家搬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柳奉時為了子女教育傾注了一切。當兒子們了解到爸爸的良苦用心,便勤勤懇懇地專注于學業。十年來,柳奉時不辭辛勞地對兩個兒子諄諄教誨,兩個兒子也不負眾望考中了科舉。但那已是柳奉時去世后的事情了。
長子柳升鉉在肅宗時期中了文科科舉并晉升為鍾正府使。弟弟觀鉉也同樣中了文科科舉被提拔為刑曹參議。身為咸鏡道京城府使的柳觀鉉率先廢止了對百姓的欺壓。他舉止穩重,學識深厚,英祖時期成為了思道太子的老師。他在外地任職時,作為牧民官廣施善德,在丁若鏞的《牧民心書》一書中記載著他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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